2007刑事司法新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

从矫正质量评估到矫正技术：监狱工作科学化的新发展

张晶


问题的提起
一名刑满释放人员，在出狱2年后又因重新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因为，案件的影响较大，引起了一定范围社会影响。于是，有好心的公民写信举报，怀疑该刑释人员在服刑期间，可能存在刑期“打折”的问题，或者可能隐藏监狱警察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的行为。加之，社会媒体的热炒，使得本来一般性的犯罪问题复杂化了。
于是，责任倒查的调查开始。
经过紧锣密鼓的工作，调查结论出炉：尽管该刑释人员在监狱服刑时，曾经被减过刑，但，减刑材料是真实的，服刑期间的记分考核是真实的，法院裁定是依法进行的。也没有发现罪犯向任何的警察行贿，没有向法院法官送礼。
倒查，没有查出监狱执法的问题，也没有查出法官裁定的瑕疵。
其实，在社会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只要发生了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的问题，社会公众最有理由和第一个要质疑的就是监狱，矛头指向的最直接责任人是监狱警察。
这里，没有任何反对公民举报、媒体炒做、纪委倒查的意思，甚至这些将来都可能是新颖的监督形式和路径。也许有一天，倒查追究形式，成为中国特色的监督模式。我们也不是因为委屈，要推卸责任。
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如果重新犯罪的所有责任在监狱，那么，首次犯罪的，责任在谁？何况，犯罪和重新犯罪一样，其犯罪的引发，一定是和社会密切关联，因此，重新犯罪的责任完全怪罪监狱及其警察，是没有道理的，甚至与减少重新犯罪也没有任何价值。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依然无法消除这样的疑惑，在法治社会、平安社会的构建中，人们日益关心监狱对罪犯矫正和矫正的公正性、清廉性和对罪犯改造和矫正的有效性。
我们要密切关注的是，就罪犯矫正而言，到底如何提高矫正质量，如何通过对罪犯矫正质量的评价和把握，来不断的完善监狱工作，不断提升矫正质量。
矫正罪犯，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而对矫正和矫正质量的评估更是难上加难的问题。尤其在中国，人们对社会科学还缺乏足够认识，甚至存在诸多偏见的情况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估之路，非常困难。监狱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矫正质量评估及其跟进评估，是涉及到监狱工作科学化的重要问题。
矫正质量评估与矫正技术：科学化的基础
中国哲学的一句名言说“牵牛鼻子”，意思是说，要抓主要矛盾；西方哲学也有类似的表述，同样也很形象：给一个支点，就可以撬起地球（阿基米德）。而矫正质量评估和矫正技术都属于矫正罪犯的基础技术。
矫正质量评估——破解世界性难题
开头介绍的：罪犯有没有矫正好？由谁负责，如何评估？这是一个难题。
我以为，问题就出在我们没有一个科学的、为社会基本认可的衡量罪犯矫正的标准。当然，出台一个这样的标准是非常困难的。
矫正质量，是指服刑人员在矫正过程中所达到的悔改和达到“守法公民”标准的状态或程度。矫正质量实现的过程，是服刑人员接受监狱机关、监狱警察的管理教育以及自觉、主动参与其中的活动和过程。
罪犯矫正活动可以类比为医疗模式。对罪犯的矫正（抑或矫正）虽不能完全等同于病人的治病（尽管在美国的监狱曾经出现过康复模式），但这种模式给我们的启发意义是多方面的：
医生对病人病情的反复诊断；
医院的各种有益的治疗方案；
病人发自内心的配合与主动参与……。
矫正质量评估，就在技术的层面较好的解决和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监狱机关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
该研究充分借鉴了医疗的模式，在对矫正质量评估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设计和构建了以矫正质量评估为抓手，全面提高矫正质量的理性框架。因此，该设计的意义大大超出了矫正质量评估本身，成为提高矫正质量的基础性的工作。因此，该研究的价值在于从技术上解决了罪犯矫正的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
矫正质量评估，强调了罪犯对其自身矫正的参与和责任。在监狱矫正罪犯的全部活动和过程中，罪犯亦是矫正的主体，罪犯在矫正中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监狱机关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充分调动罪犯矫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明了自己为什么犯罪？在监狱如何度过？矫正的问题点、关键点？自己在矫正中的责任和义务？如何积极配合监狱的管理？如何在监狱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矫正?如何设计矫正方案？如何把握矫正分寸？如何处理好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过去，监狱机关对罪犯的管理、教育，以“命令——服从”、甚至“绝对命令——绝对服从”为运作模式。尽管也强调调动罪犯的矫正积极性，但监狱机关普遍地是把罪犯当作矫正的“客体”，是监狱干警任意摆布，任意安排，任意支配的对象；加之，监狱机关在工作中，并没有形成和设置罪犯参与自己矫正的体制、机制；就罪犯而言，也缺乏自己参与矫正、自己矫正自己的意识和责任。因而，一旦监狱实行严格的管理、严明的教育，罪犯就会本能地产生反对、抵触、对抗的情绪，他们不理解，这些管理教育的要求，恰恰是对他们矫正和矫正他们的必要手段。他们比较难于参与对自己的矫正，亦缺少相应责任感和紧迫感。在他们的思想认识中，是“要我矫正”，不是“我要矫正”。在实际工作中，监狱日常发生的冲突绝大多数是由于监狱与罪犯的认识角度、对问题的判断、看法、态度以及相应的利益引起的。在该书里，就反复强调罪犯的积极性，如评价矫正质量的目的，重要的是建立罪犯在干警的指导下拟定和不断调整矫正方案的机制。从而使对矫正质量的评估真正具有了实际的价值。
矫正质量评估，建立了评价矫正质量的模型：是指运用定量的（数学模型）和定性的分析，对罪犯的矫正质量做出以适当数量化为主，辅之以定性性的结论。其具体的评价流程是：量表测试——矫正写实（将目前的计分考核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剔除其中占绝对优势的生产劳动倾向）——管教干警评价——（必要时）专家评价。矫正质量评估模式，是以目标管理理论为指导，以设定矫正目标为导向，以相关的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等学科的理论因数为组合，建立以罪犯心理、认知、行为为主要结构，以一定的问题、问卷为形式的量表评估与矫正写实相结合的评估样式。具体到《矫正质量评估》，主要的是XRX量表。该量表由220道题目构成，这些题目分别对应了心理、认知、行为的具体因子，并且根据设定（根据对100万个数据的采集、筛选而确定）了相应的“定义域”，在计算出结果后，再对应到区间和矫正状况的关键词，以此确定罪犯矫正的质量状况（即得出矫正结论）。
矫正技术的系统化与理论化
矫正技术，是指从技术的层面来矫正矫正罪犯。就是把对罪犯的矫正和矫正放到知识和经验的综合层面，如技术、技法、技巧、技艺等诸项问题；如程序、文件、和规则、工具；如设施、装置、仪器仪表等各项具体、规范的要求。显然，这契合了当下大力推进的监狱工作科学化的战略，符合了提高罪犯矫正质量的宗旨。尽管科学和技术还不完全等同，但至少，矫正技术隐含了科学的内涵、因素和基本要求。同样，矫正技术也更深层的表达了矫正技术的规律、监狱工作的规律。因此，如果说，我们的监狱工作没有技术含量，则很难说是科学的，也很难达到矫正的目的。
监狱的属性根本属性体现在法律的层面，监狱机关对罪犯的认识、态度和管理、教育方法要变，要变得公正、文明和科学。从古今中外的国家发展史和监狱发展史的一般意义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尤其是刑罚，是紧随阶级和国家的产物，而监狱是刑罚的基本和主要的载体。没有刑罚，就没有监狱；没有监狱，刑罚就没有了依托和生存的方式、空间，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刑罚和监狱，二者的关系几乎是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矫正技术包括认识罪犯的技术和矫正罪犯的技术。就当下的情形而言，矫治技术主要在以下方面不断展开和生成。
罪犯分类与处遇技术。在“有教无类”的基础上，对罪犯实行宽严相济的政策、区别对待分类，是矫正技术的基本要义。
罪犯分类的内容很多，这里着重强调对罪犯的安全性分类和根据罪犯表现的处遇分类。
安全性分类，其分类的依据是罪犯的危险性，也称作危险性分类。安全性分类的学理基础是，罪犯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对他个人、对他犯、对监狱工作人员、对监狱以至于对社会的危险。监狱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要保证监狱、监狱工作人员以及罪犯的安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安全的分类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罪犯分类。这里引进江苏省监狱局在《罪犯改造质量评估》中，借鉴美国、日本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对罪犯安全性评估的量表，结合我国现实的情形，编制的危险性评估量表。据该量表的在江苏省8个监狱和甘肃省1个监狱的初步运行情况看，准确率达到80%——90%。
刑期管理技术。刑期管理技术，来自于医疗模式的启发。一个病人到医院就诊，必定要流经挂号、诊断、治疗程序，而诊断和治疗又是一个持续改进、提高、强化的过程。
刑期管理技术的要义在于，通过刑期管理的引进，使我们对罪犯的矫正纳入技术的范畴。从根本上改变，矫正罪犯，就是在政治上，让罪犯发生正向的符合我们预先设定的模式变化的片面的思维。在科学的意义上来审视和把握对罪犯的矫正。
刑期管理技术的要义在于，要注意调动罪犯参与矫正的主动性和主体性。这好比病人对医生的配合和互动。
刑期管理技术的要义，还在于监狱工作人员对罪犯矫正时隐含的人道主义精神。改变传统意义上那种握有暴力的强权形象，更加多的体现人文、和善、宽容的师长人格。
罪犯的矫正生涯设计━━刑期计划，是矫正技术的重要内容。
罪犯的矫正生涯，是指一个罪犯从入狱服刑到刑满出狱的一个周期中所有的矫正活动按时间顺序组成的整个过程。随着罪犯矫正难度的加大和管理过程的复杂，制定刑期计划对罪犯矫正生涯进行设计，使罪犯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守法公民的矫正，将是监狱刑期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刑期计划的种类很多，包括进度计划、资源计划、质量计划、费用计划等，这些计划构成了刑期管理的中心框架，刑期管理工作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计划进行的。
教育矫正技术。这里不妨简洁的探讨一下，我们当下教育的种种缺憾：
从教育的内容上看，脱离实际的安排。即由监狱单方面的确定教育内容，如果说这样的设计在面上具有意义，但就某个具体的个体而言，这样的设计无疑是原则的笼统的。因而，缺乏了针对性。
从教育的机制上看，强制性方式制约了教育的技术性。如强制45岁以下的罪犯接受义务教育。显然，这样的规定，即使教育的技术再好，也是无能为力的。何况，教育技术本身的技术含量都值得研究。
从教育的模式上看，范式化的倾向更加明显。一锅煮、大呼隆的教育比之个别性的教育占绝对的地位。这样的技术有着怎样的效果是很值得认真思考的。
从教育的效果看，更多的理想化的成分使教育技术充满了泡沫。
如何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职能作用

冯忠泽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现阶段在民事案件年年大幅激增，审判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如何牢固树立公正与效率意识、大局意识，充分发挥民事诉讼调解职能，要在审判工作中运用自愿、合法的调解的方式，及时、妥善调处大量民事案件，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的稳定，是我们现阶段的首要任务。
1、牢固树立司法为民观念。
　　组织干警认真学习本院党委及上级领导下发的各项学习文件，自觉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政治高度出发，提高对加强民事诉讼调解工作重要性和调解功能的认识。一定要清楚认识到，加强民事诉讼调解，一是可以减少诉讼程序的对抗性，有利于在解决民事纠纷时维护双方当事人的长远利益和友好关系；二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纠纷解决程序的效益，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缓解当事人的讼累，降低诉讼成本，达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三是有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发挥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作用，实现当事人主义的私法功能；四是调解协议以合意为基础，更易为当事人实际履行，可避免执行中的困难，实现调解与执行的有机统一；五是在实体法律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中的协商和妥协，以探索双赢的审理结果。
　　2、坚持自愿、合法原则，规范民事调解工作。
　　要正确理解和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坚持自愿、合法的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注意防止把调解作为偏袒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手段，防止片面、机械的理解和执行调解制度，把调解工作简单化。坚决杜绝违法调解、强行调解等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况，确保司法公正。
　　3、将调解贯穿于审判全过程和各个不同的诉讼阶段。
　　在民事审判中，经办人注意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整个审理程序，充分把握调解时机，适时灵活运用调解方式，促进了调解率的提高。如：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收案后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即以打电话等简便灵活的方法通知当事人到庭，在双方当事人同意且被告自愿放弃答辩期的前提下进行调解；在被告向法院送达答辩状时，根据原告的起诉事实及被告的答辩意见，给被告做调解工作；如被告同意，便及时通知原告立即到庭进行调解等。
　　4、突出重点，加强对六类案件的调解工作。
　　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等六类民事案件，注意在开庭审理时认真做好先行调解工作，这将取得明显的效果。
　　5、找准个案特点，弄清争议背后的核心原因。
　　在调解过程中，注意选准调解的突破口，采取面对面与背靠背相结合的方式，找出双方争议的焦点，因案制宜，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开展调解，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6、加强业务学习，努力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
　　要搞好调解工作，必须要提高法官审判业务水平和调解技巧。要使民事审判法官加强法律业务知识和其他知识的学习，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有牢固扎实的审判业务功底，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的法官，为做好调解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同时，还要求法官工作作风要公正严谨，树立公平、公正的良好形象，注意倾听当事人的意见，运用易位思维的方式，为各方当事人提供最佳的调解方案，使各方当事人对法官产生信任感，从而达成调解合意。　　
　　目前中央强调要切实维护社会的稳定，因此，加强调解工作，无论对法院工作还是社会稳定发展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冯忠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