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企业活力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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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国营企业在我省国民经济中占有突出地位。搞活大中型企业，对发展我省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着重大作用。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应主要运用国家和省已给的各项经济政策，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优势，眼睛向内，挖掘企业内部潜力，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尽快走上良性
循环，增强企业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也要给企业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从外部注入活力。在继续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推进国营企业技术进步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和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增强大
中型企业活力的精神及省委、省政府关于简政放权、搞活企业的各项措施，特制定本规定。
一、加快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今年内，凡具备条件的大中型企业，都要实行厂长负责制。
要选好厂长。厂长是企业的法人，既受命于国家，对国家负责，又要取信于群众，对群众负责；既要懂经济，又要懂政治；既要懂技术、精业务，更要懂经营、会管理。选择厂长，不仅要看学历，更要看开拓精神、实际才干和政治素质。
要支持厂长“组阁”，建立一个开拓型的、敢于启用能人的“专家集团”式的高智能结构群体，和以厂长为首包括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等各方面专家在内的决策中心，做到决策准、指挥灵、效率高。
认真搞好企业内部的配套改革。企业要进一步完善以承包为主的各项经济责任制。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改革内部机构，划小核算单位。有些企业可以把大的车间改为专业化、独立核算的分厂，同时扩大分厂与车间的自主权。
要理顺厂长、党委、工会三者关系，充分发挥厂长的决策指挥作用、党委的保证监督作用和职代会的民主管理作用。党委书记要积极支持厂长行使职权，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证、监督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厂长、党委书记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互相协作，密切配
合，共同把企业办好。
上级部门要为加快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创造条件。对厂长的审批任命要快。对厂长“组阁”不要定框框。对机构设置不得强调上下对口。
二、实行目标税利（上交）奖励办法。企业在实行第二步利改税的基础上，可根据企业潜力大小，由财政部门会同主管部门和企业共同商定高于国家上交税利计划的奋斗目标。超过目标的部分，按不同比例给企业以奖励。奖励资金由同级财政拨付。企业所得的这部分奖励资金，应主要
用于生产发展和职工集体福利事业。
三、扩大企业生产计划的自主权。属于指令性计划的产品要给企业留有百分之五至十五的余地，使企业有产可超。指令性计划一经下达，任何部门不能层层加码。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计划，要做到产品的调拨量与主要原材料、能源、运输之间的综合平衡；如主要原材料和能源在计划分
配上不能保证或市场需求发生重大变化，企业有权提出修改计划，并在报告后一个月内得不到答复时，按指导性计划执行。指令性计划所需的能源和主要原材料，由物资部门戴帽下达，任何部门不得克扣。对那些没有必要物资条件保证的计划任务，由企业自行议价购进主要原材料和燃料的
，经物价部门批准，产品可适当加价。企业在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基础上，可以按照市场需要，超产或转产其他产品。企业必须确保指令性计划，严肃履行经济合同。执行指令性计划造成产品积压由下达计划部门负责。
四、鼓励企业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和发挥优势、广开财源的原则，在搞好主产品的情况下实行多种经营，发展第三产业。企业利用富余人员新办第三产业，可比照对新办集体企业的政策，按不同行业分别给以三年内的减免税照顾。对以劳务、服务为主的，其
价格和收费，除物价部门有规定者外，要逐步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企业的车队、招待所、俱乐部、食堂、医院、浴池、幼儿园等，都可以向社会开放，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银行予以立户，工商管理部门予以登记。企业在保证完成正常生产、维修等任务的前提下，可以组织富余劳动力，
承包企业内部工程或劳务项目，承包费用在承包项目的资金中列支。企业对承包者可以制定适当的工资分配和奖励办法。经有关部门确认有设计、施工能力的企业，允许对外投标承包，在分配、税收方面与其他设计、施工单位一视同仁。
五、推进技术进步，增强企业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企业有权根据行业的发展规划，确定自己的产品发展方向，制订技术进步规划。各地市、各部门要充分尊重和支持企业的技术进步自主权。
企业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充分运用好银行贷款，善于“借钱生财”。对投资数额较多的重大改造项目，省内几家银行可组成财团联合贷款，对一些社会效益较大而企业收益较小的改造项目，可以给一些差别利率、延长还款期等优惠政策。省财政每年拿出三百万元资金发放贴息贷款。同
时，允许地区、部门、企业之间横向借贷和投资；允许企业向职工发行股票，入股者可参加分红。
放宽政策，为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创造条件。1、从今年起，固定资产折旧费企业留用百分之七十，原由国家集中的百分之三十，由各地市和省直主管部门自行集中，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2、为开发研制新产品、新技术所必需的单台价值在五万元以下的测试仪器、试验装置、试制用关
键设备的购置费，允许摊入产品成本（实行此种办法，就不再按销售额提取百分之一的技术开发费）。3、企业全部用自有资金搞的技术改造项目，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查，投产后第一年的新增利润（包括所得税、调节税、承包费）全部留给企业。4、企业开发的新产品，属于国家鉴定的，
从试销之日起免征产品税、增值税三年，属于部、省确认的，免征产品税、增值税一至二年。5、对列入“七五”计划重点改造的大型骨干企业，从今年开始，在试点的基础上，分期分批地实行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办法，基本折旧率提高百分之一，折旧基金全部留给企业；对资金严重不足的

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在兼顾财政收入的原则下，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可适当调高留利水平，或给予减征调节税照顾，但要抄报省财政厅。
六、开拓技术市场，加速技术转移。鼓励企业之间或企业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之间开展多种渠道的技术贸易与多种形式的技术转移。大中城市要积极筹办技术贸易中心，为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及个人提供技术交易场所。技术转让费实行市场调节，由双方协商议定，可以一次总
算，可以按收益的一定比例提成，也可以按双方商定的其他方法计算。企业技术转让年收入十万元以内的，免征所得税，全部留给企业；超过十万元的，其超过部分依法征收所得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事业单位技术转让收入，从今年开始，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全部留给单位，用于发展
科研事业。个人的技术转让收入，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
加强科学技术人才的交流和培养。省市人才开发中心要积极支持人才合理流动。允许企业按有关规定从国外、省外引进人才，各级有关部门应予支持。企业培训技术业务人员的费用，可摊入成本。
七、开辟生产资料市场，搞活物资流通。大中城市要建立物资贸易中心。企业的超计划产品、分成产品、积压产品和超储物资，可以直接到贸易中心，贸易市场挂牌销售，也可以由工厂自己开店销售，价格随行就市。企业不得在价格之外加收费用。对于企业常年需要的大宗、大批量的
物资，在物资部门和主管部门组织下，由供需双方直接签订合同，凡有条件的，可实行定点直供，直接结算。
物资部门要参加市场调节，并会同工商管理和物价部门搞好服务、监督和进行必要的管理。按国家规定，重要生产资料的批发供应业务，除国营商业、供销社、物资供销部门和生产这种产品的单位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
八、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加强横向联系。在平等互利、自愿结合的原则下，允许企业跨地区、跨行业、打破所有制界限，组建经济联合体，横向联合经营，可以同时参加几个联合体，可以同省内、省外联合，经过批准也可以同国外联合；有参加联合的权利，也有按协议规定退
出的自由。
鼓励军工与民用企业联合，提倡工工、工农、工商联合，积极支持工业同外贸联合。企业到农村办分厂或搞联合，从投产之日起免税二至三年。组织联合，上级部门只能大力促进，不能包办命令。联合企业向所在地交纳营业税、产品税后实现的利润，按照先分后税的原则分配。横向借
贷部分，可以税前还款。
九、搞好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的改革。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我省拟先选择几十个大中型工业企业试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并在十个大型商业企业中试行联销，联利、联质计奖计酬办法，试行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后实行。企业内部在分配上要拉开档次，使职工收入同企业经营好
坏、个人贡献大小挂起钩来。企业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工资分配形式。企业按规定提取的奖励基金，任何部门不得挤占。
扩大主要原材料节约奖范围。根据国家规定，节约的单项奖不限于原规定的十类物资。要把降低能源、原材料消耗作为落实企业内部责任制的重要环节。提取节约奖的原则是：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定额低于上年实际，定额先进，并有科学的计量手段和严格的考核办法。节约奖按节约价
值的一定比例提取，计入成本，不列入工资总额。消耗定额和奖金提取比例按国家规定由主管部门按行业制定。
十、给部分大中型企业直接对外经营权。具备条件的大型骨干企业和企业联合体，经过批准可有直接对外经营权。这些企业在国家统一的方针、政策和计划指导下，有权直接对外开展技术引进、合资经营、合作生产、补偿贸易；可以自行进口本企业所需要的设备等；有与外商谈判、签
约的权力。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按照承担出口计划任务收汇任务，自负盈亏的原则，可以自行进口生产所需要的各种专用原材料（国家统一经营的，需经有关部门批准），自行组织产品出口，以及提供劳务、技术服务等。经国家批准，也可在国外设立办事机构和在国外合资办厂。对外业
务可以自行办理，也可委托外贸公司代理。
有直接对外经营权的企业，可以在中国银行开立外汇帐户，可以向中国银行申请贷款。外汇贷款应用外汇归还，经银行同意，也可以用人民币归还。
对承担出口任务的生产企业，根据不同的产品，按规定退还生产环节增值税和产品税。企业有外汇分成权。企业对应得的分成外汇和经济扶助费，有权自主支配，有关部门不得层层截留。
十一、整顿现有公司。行政公司必须按照国务院“扩权十条”的规定把生产经营权全部放给企业，不得截留。同时，按照“公司必须是企业”的原则区别不同情况，对这类公司进行整顿，该转的转，该撤的撤。今后，公司不得再向企业收取管理费；财政不再给公司拨款；物资不再经过
公司拨转，直供到企业；现有行政性公司的财、物、章、权不再生效。企业性公司，也要按照扩权十条的规定，划分内部职责范围，搞好内部分级分权管理。总公司要把工作重点放在规划、投资方向和人才培训方面，具体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力，要放给所属厂、矿。
十二、坚决煞住对企业进行乱摊派的歪风。除了按照规定向国家纳税外，企业在经济上，不对任何部门承担义务。对已经搞的各种收费和乱摊派的费用，省计经委、审计和财税部门要联合进行一次清理，凡属各部门自行规定的，一律暂停执行；需继续收取的，要经省政府统一审批。要
严肃财经纪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向企业伸手要钱、要物、要人。违反者视同违纪处理。
省政府各部门和各城市，今后都要把工作重点放在为企业协调、服务方面；同时，也要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切实进行检查、监督，保证企业正当利益和国家财产不受侵犯。各有关部门要依照本规定制定出具体的实施办法。




1985年3月23日
　　　　　　　　　侵权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优先受偿顺位建构
　　　　　　　　　　　　　　——基于“给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的考量

　　　□林一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破产法的公平理念以及侵权债权的非自愿属性，决定侵权债权具有从现行破产法所规定的普通破产债权中分立出来，并优先于一般交易债权受偿的正当性。基于侵权债权类型化以及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念——给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侵权债权在区分人身侵权债权和财产侵权债权的基础上，应做以下受偿顺位安排：破产费用和公益债务之外，人身侵权债权——工资债权和社会保险费用——劳动补偿金债权——财产侵权债权——国家税收——一般交易债权。人身侵权债权甚至有可能优先于担保债权，如果担保债权的设立发生于人身侵权债权产生之后。社会强制责任保险费用债权视其保障范围可以先于人身侵权债权或财产侵权债权。


破产法的公平理念以及侵权债权的非自愿属性，决定侵权债权具有从现行破产法所规定的普通破产债权中分立出来，并优先于一般交易债权受偿的正当性。[1]

韩长印教授曾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提供了两种可供选择的破产分配顺位的思路：[2]其一，以权利产生过程中的自愿与否以及自愿的程度大小作为排定分配顺序的标准，可以提供的排序是：除了破产费用和共益债权之外，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国家税款——侵权行为之债——一般债权；其二，以权利主体对风险的负担能力或者分散能力作为排定分配顺序的标准，可以提供的排序是：除了破产费用和共益债权之外，国家税款——社会保障费用——职工工资——侵权行为之债——一般债权。

但是，侵权债权显然具有再次类型化的基础；不加区分地将侵权债权笼统置于某一个受偿顺位，不利于公平理念的实现，也有悖于制度安排妥当性和科学性的宗旨和目标。在“三鹿破产案”后，许多学者认为，应该将人身侵权债权作为独立的债权类型优先于交易债权受偿。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同时认为，基于侵权债权类型化以及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念——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侵权债权在区分人身侵权债权和财产侵权债权的基础上，应作以下受偿顺位安排：破产费用和公益债务之外，人身侵权债权——工资债权和社会保险费用——劳动补偿金债权——财产侵权债权——国家税收——一般交易债权。人身侵权债权甚至有可能优先于担保债权，如果担保债权的设立发生于人身侵权债权产生之后。社会强制责任保险费用债权视其保障范围可以先于人身侵权债权或财产侵权债权。

一、侵权债权类型化的理论基础与具体分类

（一）公平的正义：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将侵权债权从普通破产债权中分离出来并使其置于相对优先的受偿地位，总体上，是基于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论的考量。当然，在面对侵权责任的讨论时，不可避免对矫正正义的关注。但在破产分配制度中，论及侵权债权人的保护，目的不是为了在侵权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确定或分配侵权责任，而是在侵权债权人与其他债权人之间确定利益分配关系。鉴于破产制度是一项确定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的社会经济制度，因此，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分配正义）理论更能满足对该问题探讨的需要和该制度设计的需要，并作为该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

就公平的正义理论作为破产分配制度的基础而言，最有价值的主要是用来调节社会和经济分配的“差别原则”。当然这种差别原则是建立在第一个正义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之上，即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据此，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也就是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地位的愿望，是公平的正义理论的重要特色。而在自由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之间建立优先规则则是该理论的重要价值体现，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优先规则（自由的优先规则）：两个正义原则应以词典式次序排列，因此，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这有两种情形：（1）一种不够广泛的自由必须加强由所有人分享的完整自由体系；（2）一种不够平等的自由必须可以为那些拥有较少自由的公民所接受。第二优先规则（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第二个正义原则以一种词典式次序优先于效率原则和最大限度地追求利益总额的原则，公平机会又优先于差别原则，这也有两种情形：（1）一种机会的不平等必须扩展那些机会较少者的机会；（2）一种过高的储存率必须最终减轻承受这一重负的人们的负担。我们可以发现，在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论中，突出了对于自由和机会的平等保障，强调由正义所保障的自由权利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和社会利益的权衡，不管这种有损于自由的交易多么有利或将带来的社会利益多么大；自由只能为了自由本身的缘故被限制。[3]（P8）

在公司组织行为过程中，存在诸多与公司利益产生利害关系的主体，弗里曼将他们定义为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人。根据这样的定义，利益相关者可能包括股东、经营者、金融债权人、一般的交易债权人、劳动者、消费者、公众投资者以及受公司行为影响的社区或社会等。显然，这些利益相关者与公司的关系并非处于同一阶位；他们对公司控制和影响所呈现出的明显差别性，将决定其对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分配。股东、经营者和金融债权人居于与公司关系的核心层，尽管仍旧存在契约的不完备性（事实上，这普遍存在于各类利益相关者中），他们对于公司信息的掌握是相对完整准确的，或者说他们有能力获得相对完整准确的公司信息，这使他们在对公司的关系上可能分配到更多的权利并承担更多的义务；一般交易债权人和劳动者有机会与公司建立较为内部化的关系，也就是说有机会以自身的能力获得公司的内部性信息，但是，这种机会的实现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的信息外部化行为。而消费者、公众投资者（不包括机构投资者）以及受公司行为影响的社区包括社会，则完全处于公司的外围，除了依赖公司的信息外部化行为对公司的组织行为作出判断外，别无选择。正是基于利益相关者在与公司关系中具有不同地位的基本现实，许多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的角度重新定义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例如，莱尔把利益相关者定义为：所有那些向企业贡献了专用性资产，以及作为既成结果已经处于风险投资状况的人或集团。并因此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可以参考的途径，因为利益相关者专用性资产的存在，利益相关者也就可以根据其资产的多少和它们所承担的风险来获得企业对其利益的保护，这样，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也就有了依据。

但是，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公司破产分配领域，并且遵循公平的正义理论中的差别原则，使最少受惠者得到最大利益，就会发现，越是那些在与公司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利益关系人，越是那些有能力影响公司并从中获得利益保障的利益关系人，就越应该在公司破产时承担更多的责任；相反，越是那些在与公司的关系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利益关系人，越是那些没有能力影响公司反而可能承受公司行为不利后果的利益关系人，就越应该在破产分配时获得更大的利益支持。仅从这个意义上，公司破产时的分配顺序也许应该是：消费者、公众投资者、社区或社会处于第一优先的顺位，一般交易债权人、劳动者处于第二优先顺位，股东、经营者以及金融债权人应居于最后。

当然，从差别原则——“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角度，我们还要综合考量“最少受惠者”以及他们的“利益”所在，但是无论如何，消费者、一般公众投资者以及受公司行为影响的社区或社会（例如，环境或其他受公司侵害行为影响的个人或秩序）都应该是相对优先的考虑，特别是他们虽然有时以合同的方式与公司建立联系，但更多时候是因为遭受公司不法行为的侵害而与之建立起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关系的产生明显非出于受害人的自愿。

不考虑侵权债权产生的非自愿性（不自由），将之与其他自愿债权人同等对待的破产分配规则，不仅违反了一系列重要且基本的法律价值，也丧失了正义的基础。[1]虽然我们并不能据此得出与这个规则有关的整个制度不正义——因为确实存在这样的可能，即一个制度的一个或几个规范可能是不正义的，但制度本身却不是这样；或者可能某一种制度是不正义的，而整个社会体系却并非如此。[3]（P44）但是，如果我们无法找到相关的可能抵消其不正义的规则或制度，就会破坏整个制度的正义性。正如侵权债权人在各国的破产程序中虽然处于不利的受偿地位，但是，这种不利的受偿地位并没有普遍性的损害侵权债权人的利益，原因是有其他的可以抵消其不正义的制度存在；如果缺乏这样的抵消制度，那么就必须改变现有的制度，或者建立相应的抵消制度。[1]而将侵权债权与交易性债权相区分并承认其具有独立的破产分配地位是这样做的基本前提。

（二）人身侵权债权和财产侵权债权

在确定破产分配顺位规则的意义上对侵权债权进行类型化，与旨在确定加害人的责任并给予受害人救济的侵权损害赔偿类型化相比，其标准显然会有所差别。后者更关注产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并以“过错”为核心。而前者因以“给最少受惠者以最大利益”为目标，因此，以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对象为核心对侵权债权进行类型划分——人身侵权债权和财产侵权债权，并进而将其作为受偿顺位安排的基础，是更为妥当的选择。

从侵权行为侵害对象的角度，可以将侵权行为分为人身侵权行为和财产侵权行为。前者是指侵权行为侵害的对象是人身性权利，如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等，因此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受害人为人身侵权债权人；后者是指侵权行为侵害的对象是人身以外的财产性权利或利益，因此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受害人为财产侵权债权人。人身侵权债权和财产侵权债权的类型划分对于破产分配顺位的确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虽然侵权损害赔偿的结果都是以金钱来填补损害，但是毫无疑问，对于财产侵权而言，损害能够得到充分的填补，而对于人身侵权而言，只是填补了因为遭受损害而产生的有形财产损失，至于对人身所造成的不可回复的伤害和痛苦，即使在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下，也无法弥补。另外，在人身权与财产权的角逐中，必须承认人身权具有至高的保护价值。虽然在自由、平等、安全的价值体系中，人们所追求的不只包括人身的自由、平等和安全，也同样包涵财产的自由、平等和安全，但是不可撼动的是，生存权是人最不容侵犯的基本权利。自《魏玛宪法》以来，1945 年《联合国宪章》、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1966 年《国际人权公约》等都在强化人的基本权利保障。保障人的生存权、社会权构成了“20 世纪宪法最基本的重要特征”。[4]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以财产罚代替人身罚或自由罚。因此，从破产分配制度的角度，如果受害人仅仅遭受财产而不是人身性损害，那么在受偿时，应让位于人身侵权债权。正是基于公平的正义理论对于最少受惠者（弱者）的偏爱，我们在对侵权债权的受偿顺位进行重新架构时，必须深入观察和比较不同类型的侵权债权与其他类型债权在权利实现方面的能力，避免失去客观和公正。因为破产制度是一项具有多元价值目标的社会分配制度，不论其他国家对破产分配顺位做出何种安排，我们都必须考虑到本国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

二、人身侵权债权的特别优先受偿地位：相对于职工债权

三鹿奶粉事件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应该赋予人身侵权债权人以优先受偿的权利。如果我们不能在破产分配时给予人身侵权债权人以优先于财产侵权债权人或者税收债权人以及一般交易债权人以更优先的保护，那么应该承认那是一个需要弥补的制度性缺陷。但是，人身侵权债权与同样具有生存权价值的职工债权或者具有生存权之保障功能的社会保险费用债权相比，是否同样具有优先性，抑或更加优先，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解构职工债权

在探讨人身侵权债权是否具有优先于职工债权的正当性之前，需要先剖析一下我国《企业破产法》第 113 条第 1 项所规定的职工债权的具体内容和属性。作为处于第一受偿顺位的职工债权，它实际包含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与职工有关的债权：工资债权、工伤债权、部分社会保险费用债权以及劳动补偿金债权。

工资债权，是指破产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应付而未付的工资总额。通常情况下，工资是对职工已经付出的劳动的对价，工资债权是职工基于劳动合同而享有的合同债权。

工伤债权，是指破产债务人应付而未付的所欠工伤职工的医疗、伤残补助以及抚恤费用。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法》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职工遭受职业病或工伤事故时，除按照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获得救济外，用人单位也要相应承担一部分支付义务。在用人单位未支付工伤保险费的情况下，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费用”就要由用人单位支付。虽然“工伤保险待遇费用”一词并没有反映在《企业破产法》中，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将“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扩张解释为“工伤保险待遇费用”，后者的范围明显宽泛于前者。工伤债权是工伤职工基于工伤事故侵权而享有的债权，应归属于人身侵权债权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