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如水”理念下的被害人正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本土建构

蔡鸿铭

论文提要：
在犯罪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以前，古典刑法主要规定的是刑罚，即死刑、自由刑、财产刑。古典刑法认为惩罚了犯罪人社会就公正，就恢复正义了。但国家把解决犯罪的权力垄断以后，实际上把被害人的权利给忽视了。从社会效果的角度考虑，解决犯罪问题，既要解决好对犯罪人课以刑罚、教育犯罪人的问题，又要解决好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即实现对被害人的正义问题。刑事司法中要做到刚柔并济：对犯罪的打击“执法如山”，决不手软；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执法如水”，彰显司法的人文关怀。
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重视程度已经大为提升，相比之下，对被害人权利保障日显不足。被害人被犯罪侵犯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全面、真正、有效的保护，尤其是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从加害方得到损害赔偿，由于国家补偿制度缺失，导致被害人生存或正常生活出现危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因此，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方法之一。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被害人而言是一种恢复性的刑事保护制度，对充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其对于实现刑事法律价值，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提高惩治和预防犯罪效能，亦具有积极的意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执法如水”理念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体现，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在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如何在我国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全文共7821字。
以下正文：

如果强盗不能捕到，被劫者应于神前发誓，指明其所有失物，则盗窃发生地点或其周围之公社及长老，应赔偿其所失之物。
倘生命被害时，公社与长老应赔偿其亲族银一名那。
——《汉莫拉比法典》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又称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指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属，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如果不能从犯罪侵害人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赔偿时，有权请求国家予以补偿，并由国家以发放补偿基金的方式给予赔偿的法律制度。
刑事被害人如果不能从犯罪人处获得经济赔偿时，其面对公平与正义的法律和严酷而悲哀的现实，会对刑事司法失去信赖，“有损害就有赔偿”的法彦在此显得黯然失色。此时，国家就应当有义务在经济上帮助被害人，使被害人因遭受犯罪而受到损害的身心得以慰藉。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几十个国家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实现刑事法律的价值，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提高惩治和预防犯罪效能，完善刑事司法制度以及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远大目标，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鉴于我国所拥有的庞大被害人群体及其从犯罪人和其他渠道获得赔偿极不充分的实际，从防止其在应享受的公平正义得不到实现而有可能对社会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需要出发，我国急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测算，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全球犯罪率已达每10万人3000起。而在发达国家中，欧盟国家为每10万人6500起，北美洲国家为每10万人6100起。 我国犯罪的总数和犯罪率自1980年以来一直呈大幅度上升趋势，2006年才有所稳定。200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近465万起，比上一年下降一成以上。 2006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211.5万起，同比又减少近一成。 巨大的犯罪数量背后是巨大的被害人群体，与该群体切身利益最为相关的权利有两项：一是使犯罪人受到相应的惩罚；二是使他们因犯罪而遭受的损失得到补偿。第一项权利已经由国家通过公诉机关来追诉，而第二项权利多由被害人自己去争取。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这一权利难以实现，或者因为犯罪人没有抓到 ，或者因为犯罪人没有相应的赔偿能力。在这样一种法律和社会背景之下，一些国家制定了国家对刑事被害人予以补偿的制度。这一制度在部分国家实施之后，由于其符合法律所秉持的匡扶正义的本性，很快为许多国家所采用。目前，大多数国家以及我国的部分特殊法律区域，如香港和台湾，都制定了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的情况下，我国对这个问题就不能再回避了。
从刑事司法实践来看，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损失，获得赔偿或补偿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犯罪人进行赔偿；二是通过政府协调，由政府或有关单位进行补偿。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犯罪人无力赔偿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就会落空。由政府或有关单位进行补偿，由于目前不为法律调整，缺乏规范性。因此，为充分实现对被害人的正义和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尽快将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法律化、制度化。
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最早起源于3600多年前的《汉莫拉比法典》，《汉莫拉比法典》规定“如果强盗不能捕到，被劫者应于神前发誓，指明其所有失物，则盗窃发生地点或其周围之公社及长老，应赔偿其所失之物。”“倘生命被害时，公社与长老应赔偿其亲族银一名那。”
滥觞于《汉莫拉比法典》的这一制度，在沉睡了几千年后，于20世纪60年代又被重新启用。二战之后，英国女性刑法改革运动家M.弗莱提倡建立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以此为契机，新西兰在1963年建立了刑事损害补偿法庭，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的国家，并于次年设立了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Criminalinjury Compensation）。之后，北美的加拿大（1968年），美国大部分州，其他欧洲国家如奥地利（1972年）、荷兰（1975年）、德国（1976年）、法国（1971年）、爱尔兰、瑞典、芬兰、丹麦、挪威均设立被害人补偿制度。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国家，于1980年5月1日制定了《犯罪被害人等给付金支给法》，并于1981年1月1日实施。可见，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障、由国家给予刑事被害人补偿，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项共识。
在许多国家立法的基础上，联合国大会于1985年11月29日决议通过《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以联合国文书的形式集中规定了保障罪行被害者的基本原则。为使不能从加害人或应当负责人那里取得赔偿或不能得到充分赔偿的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弥补，宣言规定了由国家补偿被害人的原则。 为使符合条件的被害人能够得到补偿，《宣言》提出了设立专门基金的办法。 根据这一原则，补偿被害人，已不单是国家的责任，而是国际社会的一种义务。在这方面，宣言规定的原则，与各国立法相比，已使被害人补偿制度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诠释
国家补偿刑事被害人这样一种制度早在远古时期就产生了，但是在国家实行公诉制度之后就逐渐退出了法律舞台，而到20世纪又复活了。它之所以消失了数千年而到上世纪再度复活，说这一制度无疑具有它内在的合理性。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如下四种学说。
（一）国家责任说
国家责任说认为，国家对其国民负有防止犯罪发生的责任。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镇压犯罪和惩罚犯罪的权力，一般不允许公民携带武器防备犯罪攻击，因此国家应当负责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如果国家不胜任，疏忽大意或根本就不能防范犯罪，国家又不允许实施私刑，那么当被害人不能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时，国家自然应对其损失给予补偿。
（二）社会保险说
社会保险说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各种社会保险的目的都是使人们能够应付威胁其生活稳定或安全的意外事故。犯罪是任何社会无法避免的一种灾祸，因此，犯罪侵害应视为社会保险帮助解决的意外事故之一。被害人是由于某种机会而被害的不幸者，当其不能从其他的渠道获得足够的赔偿的情况下，由国家予以补偿，不致使被害人被迫独自承担犯罪这一意外事故带给他的损失。
（三）社会福利说
社会福利说认为，从社会来看，要通过社会政策来改善和关心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这是整个社会的一种责任，因此，如果某个社会成员因犯罪之被害而致残、死亡或贫困，无人供养时，社会应给予其适当的救助或援助。依据这种学说，社会应当给予被害人补偿，这是社会增进人民福利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公共援助说
公共援助说主张，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对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的公共援助，国家负有对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进行援助的道义责任。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后，由于身体受到损害或财产受到损失，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出于人道考虑，国家也应通过补偿的形式对其予以援助。但是，因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而不是一种法律责任，所以只允许对补偿规定条件和设置限额。
笔者认为，社会保险说有欠妥当。与其将补偿视为国家对被害人的一种附加保险，倒不如设立一“被害保险”的险种，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被害人的全部损失。而以国家责任说为主兼采社会福利说和公共援助说作为我国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较为适合。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公民与国家缔结的“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寻求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 洛克说：“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方面，自然状态有许多缺陷。” 因此，根据“契约”，当国家不能履行义务时，犯罪被害人有权要求国家对他们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负责。
另外，在古代社会，由于国家的权力尚不发达，缺乏政治力量来维持公正，私人自行寻求赔偿就是唯一的寻求赔偿的方式。法律机构发达之后，国家开始限制私力救济，进而垄断司法。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国家取得惩罚犯罪的权利，也就意味着必须承担起被害人赔偿的责任。 加罗法洛指出“文明社会中的犯罪现象比在野蛮部落和原始人群中更可悲。被害者更强烈地激起我们的同情，因为他们依靠法律保护，习惯对个人差异进行和平调整。总之，我们生活在文明社会中便忽略了对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保护，如果在一种不文明的环境下，他们肯定会谨慎从事的。杀人、强奸、抢劫等犯罪形式至今仍然继续存在，是当代文明的耻辱。”
国家对受害人的补偿是国家的一种责任。首先，国家有责任充当实体权利、程序权利的“平衡器”。随着刑事法律国际化的进程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刑事诉讼法也从单纯的追求保护被告人的权利，转向了追求诉讼过程中的被告人、被害人的权利均衡 。其次，国家有责任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国家对被告人处以刑罚，是因为被告人对国家承担的责任。由于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镇压犯罪和惩罚犯罪的权力，一般不允许公民个人私用刑罚，因此国家就应当负责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被害人有权要求国家对他们因受到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负责 。最后，一部分罪犯之所以成为罪犯，国家也有一定的责任。正如部分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主张的那样，“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通过制造无休止的导致贪禁、绝望和暴力产生的竞争、贫穷、歧视、失业和不安而制造了犯罪，因此，社会应当通过政府向犯罪被害人进行补偿，以体现社会公平。
四、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意义
（一）历史发展的必然
纵观历史，随着社会形态和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在不断演变，经历了一个由高至低、再由低至高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将这一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作为刑罚执行者的被害人，作为犯罪起诉者的被害人，逐渐被遗忘的被害人，再度引起重视的被害人 。在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犯罪人比被害人备受重视和保护之后，人们开始了对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予以广泛关注。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已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与世界的接轨也将成为必然，外国的被害人保护立法也会为我国立法提供有益经验。在被害人保护方面，我国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和需要不断改善的地方，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就是当前要务之一。
（二）人权保障的体现
由于在强大的国家公权力面前，任何个体都显得那么渺小、无助，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曾一度被强大的国家机器碾碎，为防止国家公权的侵害，于是矫枉过正，许多的关注焦点对准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则处于被遗忘的角落，由于司法的关怀不够，其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又在追诉犯罪的过程中再次受到伤害，成为司法制度的受害者。因此，人权保障不应该只关注被追诉的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同样要关心无辜的被害人的人权，尽最大可能恢复其所受到的伤害更是法律的责任。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该成为保障被害人人权的制度，是对损害赔偿制度未能起作用的部分进行补充的制度。
（三）有利于社会正义的实现
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并非现代法治国家的最终目的。只有实现以社会正义为内容的社会秩序稳定才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最高目标 。当我们强调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时候，切不可忽视实现社会正义这一基本内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一项治国方略写进我国的宪法中，我们要实现的社会稳定，是在确保每个公民都能够平等地享有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当然也应包括在无辜遭受到犯罪侵害而未能从罪犯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赔偿或补偿的权利。出于社会正义的考虑，减轻被害人的痛苦和损失是社会应负的人道主义责任，社会帮助无端被犯罪侵害的人是正义的要求。同时，由于刑事被害人的合理要求和愿望得到满足，对司法制度产生信任，才会避免引起他们对犯罪及社会的极大不满意及由此产生的报复情绪，从而有利于通过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来最终实现社会正义。
（四）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犯罪发生之后，犯罪人、公诉人和被害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和矛盾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在处理犯罪问题时，必须妥善处理三者之间的利益和矛盾。而且，考虑到我国被害人群体的巨大以及被害人转化为犯罪人的潜在可能性，这些利益和矛盾还可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害人学的研究结论已经证实，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角色是可以转化的。今天的被害人，如果其权益没有被政府和社会很好地加以保障，便很可能成为明天的犯罪人。而解决好其经济利益，是使其自身权益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当犯罪人不能赔偿被害人时，国家应当承担补偿他们经济损失的责任，以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完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的迫切需要
现代刑事法律制度，从纵向来划分，应当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四个环节；从横向来划分，应当包括犯罪人、公诉人和被害人三个侧面。但是，若审视相关的立法，就会明显感觉到无论是从纵向还是从横向看，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对于被害人关注的都显然不够。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凸现被害人权利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国际社会对被害人权利认识的深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值得一提的事，欧洲已于1983年制定《欧洲补偿暴力犯罪被害人公约》，对补偿的对象和条件等相关内容作出了规定。截至2006年8月23日，欧洲已有29个国家签署了公约，20个国家批准了公约，其中不少是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乌克兰、罗马尼亚、捷克、立陶宛等。在这种国际背景之下，我国应当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进一步完善关于被害人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与正义的最高价值。
（六）有利于实现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均衡
中国 苏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１年５月１６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了明确和确定已达成一致地段的中苏国界东段边界线走向，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同意，以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并根据中苏边界谈判过程中达成的协议，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苏边界问题并明确和确定两国间的边界线走向。

　　第二条　缔约双方同意，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国界东段边界线走向如下：
　　中苏国界东段第一界点是塔尔巴干达呼６４６．７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６４５．０米高地）。该界点位于中国境内８３１．７米高地（苏联地图为达关山乌拉８７７．０米高地）西北约１８．７公里，苏联境内７０８．５米高地以南约３．６公里，苏联境内７０９．４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７０９．５米高地）西南约４．８公里。
　　从第一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东南行约３０．４公里到第二界点。该界点位于中国境内７９１．０米高地以北约８．２公里，苏联境内克鲁喀拉亚山８５０．６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８４４．０米高地）南偏东南约３．０公里，苏联境内铁列房那亚山８７２．２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８６３．４米高地）西偏西南约５．２公里。
　　从第二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东偏东南行约１６．８公里到第三界点。该界点位于中国境内架子山７２３．２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７２４．１米高地）以北约２．３公里，苏联境内８２２．８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８２２．３米高地）东南约４．０公里，苏联境内克鲁喀拉亚山７５０．５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７４９．９米高地）西南约５．３公里。
　　从第三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东行约１４．４公里到第四界点。该界点位于中国境内铁西山６６６．０米高地（苏联地图为铁西乌拉６６７．０米高地）以北约４．２公里，中国境内６９３．０米高地北偏西北约６．４公里，苏联境内克鲁塔亚山７６７．２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７６３．８米高地）以南约２．５公里。该段国界线穿过中国满洲里车站和苏联后贝加尔车站之间的铁路。
　　从第四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东偏东南行约１３．７公里到第五界点。该界点位于中国境内６９６．３米高地（苏联地图为达穆山６９５．８米高地）以东约３．５公里，中国境内７３１．５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７２９．８米高地）北偏东北约１．２公里，苏联境内维尔布留日亚山６０７．１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６０６．４米高地）西南约３．７公里。
　　从第五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东偏东南行约１３．２公里至第六界点。该界点在达兰鄂洛木河（苏联地图为木特那亚普罗托卡小河）西岸上，位于中国境内二子山５７６．９米高地（苏联地图为二柳山５７８．０米高地）东偏东北约２．９公里，中国境内加纳山６７７．７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６７８．４米高地）以东约６．９公里，苏联境内阿巴该图山６１１．４米高地（苏联地图为莫洛坎卡山６１０．６米高地）西南约３．９公里。
　　从第六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沿原方向行至达兰鄂洛木河（苏联地图为木特那亚普罗托卡小河）水流中心线处，然后沿该河水流中心线大体向东北行，至第七界点。该界点在达兰鄂洛木河（苏联地图为木特那亚普罗托卡小河）河口水流中心线上，位于中国境内５７４．０米高地西偏西北约７．３公里，苏联境内阿巴该图山６１１．４米高地（苏联地图为莫洛坎卡山６１０．６米高地）以南约０．４公里，苏联境内６３７．６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６３７．１米高地）东偏东南约４．５公里。
　　第八界点在额尔古纳河（苏联地图为阿尔贡河）水流中心线上，位于中国境内５７３．０米高地北偏西北约３．７公里，中国境内５６３．０米高地以西约８．１公里，苏联境内莫古里查克山６０５．４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６０４．８米高地）以南约３．２公里。
　　从第八界点起，国界线顺额尔古纳河（苏联地图为阿尔贡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大体向东北行，至第九界点。该界点在额尔古纳河（苏联地图为阿尔贡河）水流中心线和黑龙江（苏联地图为阿穆尔河）主航道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４１４．０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４１０．７米高地）东北约１．８公里，苏联境内３１０．１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３０９．６米高地）以东约２．１公里，苏联境内６１１．２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６１０．０米高地）东南约４．３公里。
　　从第九界点起，国界线顺黑龙江（苏联地图为阿穆尔河）主航道中心线行至第十界点。该界点在黑龙江（苏联地图为阿穆尔河）主航道中心线上，位于中国境内２６６．５米高地（苏联地图为伊里嘎山２６６．５米高地）东偏东北约９．０公里，苏联境内４１．２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４１．１米高地）东南约６．３公里，苏联境内４０．４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３９．９米高地）南偏西南约２．５公里。
　　第十一界点在乌苏里江（苏联地图为乌苏里河）主航道中心线上，位于中国境内５８．６米高地东北约１８．３公里，苏联境内３６６．１米高地（苏联地图为特列赫格拉瓦亚山３５３．５米高地）西偏西北约５．６公里，苏联境内９５０．０米高地（苏联地图为波勒少依赫赫契尔山９４９．４米高地）西北约７．５公里。
　　从第十一界点起，国界线溯乌苏里江（苏联地图为乌苏里河）主航道中心线大体向南行，至第十二界点。该界点在乌苏里江（苏联地图为乌苏里河）主航道中心线和松阿察河（苏联地图为松阿察河）水流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地图坐标为５２、６８处的道路交叉口６６．６米高地（苏联地图为道路交叉口）东偏东南约６．６公里，苏联境内１３２．０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１３１．６米高地）西北约９．９公里。
　　从第十二界点起，国界线溯松阿察河（苏联地图为松阿察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大体向南行至第十三界点。该界点在该河由兴凯湖（苏联地图为汗卡湖）流出处的水流中心线上，位于中国境内６７．０米高地西偏西南约４．２公里，苏联境内７０．３米高地北偏东北约０．６公里（苏联地图为７０．９米高地东北约０．６公里）。
　　从第十三界点起，国界线向西北行约０．６公里（苏联地图为０．７公里）到第十四界点。该界点在兴凯湖（苏联地图为汗卡湖）上，位于中国境内６９．１米高地西南约１２．８公里，中国境内７１．０米高地南偏西南约６．３公里，苏联境内７０．３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７０．９米高地）北偏西北约０．９公里。
　　从第十四界点起，国界线在兴凯湖（苏联地图为汗卡湖）湖面上向西偏西南直线行约０．５公里至第十五界点。该界点在兴凯湖（苏联地图为汗卡湖）上，位于中国境内７１．０米高地南偏西南约６．３公里，中国境内８０．０米高地南偏东南约１７．５公里，苏联境内７０．３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７０．９米高地）西北约１．０公里。
　　从第十五界点起，国界线向西偏西北以直线行约６９．８公里，穿过兴凯湖（苏联地图为汗卡湖），至第十六界点。该界点在白棱河（苏联地图为图哩河）河口水流中心线上，位于中国境内１０２．６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９９．３米高地）西南约７．７公里，中国境内岭西台山１２７．４米高地东偏东南约５．０公里，苏联境内卡恰罗夫卡山１６７．４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１６６．９米高地）以北约１３．８公里。
　　从第十六界点起，国界线溯白棱河（苏联地图为图哩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大体向西北行，至第十七界点。该界点在白棱河（苏联地图为图哩河）水流中心线上，正对西侧流入该河的无名小沟沟口（苏联地图为无名小河河口），位于中国境内２１７．５米高地南偏东南约２．６公里，中国境内２２９．２米高地西南约２．７公里，苏联境内１７０．４米高地东北约０．８公里。
　　从第十七界点起，国界线沿上述无名小沟（苏联地图为无名小河）大体向西行约０．８公里，然后沿南侧山沟向西行，至第十八界点。该界点在１７６．５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１７６．０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２１７．５米高地西南约２．６公里，中国境内双顶山（苏联地图为杨子山）１７９．４米高地以东约３．６公里，苏联境内１７０．４米高地西偏西北约２．１公里。
　　从第十八界点起，国界线沿流入穆棱河的各支流和流入兴凯湖（苏联地图为汗卡湖）各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大体向西南行，经过巴夫罗瓦山２０３．１米高地（苏联地图为巴夫罗瓦索布卡山２０２．４米高地）、１８５．３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１８４．８米高地）、３８２．６米高地、５２５．８米高地（苏联地图为卡缅努什卡山５２５．８米高地）、万宝山（苏联地图为热姆丘日纳山）５４５．５米高地、５５２．２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５５４．２米高地）、７７０．８米高地、５５３．４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５３２．９米高地）、５５４．８米高地、６５４．６米高地，至第十九界点。该界点在上述分水岭上，位于中国境内峰平山６６３．９米高地东南约８．９公里，苏联境内７７６．９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７７５．７米高地）西偏西南约４．５公里，苏联境内米得维什亚山７３７．５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７３６．９米高地）西偏西北约６．１公里。
　　从第十九界点起，国界线沿流入小绥芬河的各支流和流入兴凯湖（苏联地图为汗卡湖）的各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大体向东南行，经过９０１．０米高地、９３３．１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９３２．４米高地），至第二十界点。该界点在上述分水岭上的７５９．４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７５８．９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１００８．３米高地（苏联地图为天龙山１００８．３米高地）东偏东南约８．２公里，中国境内９１７．３米高地以东约４．８公里，苏联境内柯兹亚山７２７．９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７２６．５米高地）西北约３．５公里。
　　从第二十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偏东南行约７３．０公里穿过中国绥芬河车站和苏联格罗捷阔沃车站之间的铁路，至第二十一界点。该界点在绥芬河（苏联地图为拉兹多利那亚河）左支流的左岸上，位于中国境内４１５．３米高地以东约２．９公里，苏联境内２４０．９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２３９．８米高地）西北约５．８公里，苏联境内２３６．７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２３６．０米高地）以南约２．５公里。
　　从第二十一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沿原方向行，穿过大密得扬岛（苏联地图为波洛温卡岛和别斯恰内岛），至第二十二界点。该界点在该直线和绥芬河（苏联地图为拉兹多利那亚河）右支流水流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４１５．３米高地东偏东南约３．９公里，苏联境内２４０．９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２３９．８米高地）西偏西北约４．４公里，苏联境内１０５．４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１０４．８米高地）以北约２．１公里。
　　从第二十二界点起，国界线溯绥芬河（苏联地图为拉兹多利那亚河）右支流水流中心线行，至第二十三界点。该界点在该河右支流水流中心线和瑚布图河（苏联地图为格拉尼特纳亚河）水流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４１５．３米高地东南约３．０公里，苏联境内２４０．９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２３９．８米高地）以西约５．７公里，苏联境内１０５．４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１０４．８米高地）西北约２．１公里。
　　从第二十三界点起，国界线溯瑚布图河（苏联地图为格拉尼特纳亚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大体向南行，然后溯无名小河（苏联地图为德沃依偌依小河）并继续沿山沟向南偏西南行至第二十四界点。该界点在瑚布图河（苏联地图为格拉尼特纳亚河）、青泥瓦河和阿木巴河之间分水岭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许霸头沟山７７０．５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７７０．５米高地）以东约１０．３公里，苏联境内桑杜嘎峰７４２．２米高地（苏联地图为波洛加亚山７４１．１米高地）西偏西南约４．４公里，苏联境内６９５．１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６９４．６米高地）北偏西北约２．４公里。
　　从第二十四界点起，国界线沿流入珲春河的各支流和流入海的各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大体向南行，经过７００．２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６９８．０米高地）、６６６．２米高地、５４２．３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５４１．７米高地）、５３８．４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５３８．７米高地）、５１１．８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５０９．０米高地），至第二十五界点。该界点在上述分水岭上的３８１．４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５０７．０米高地东南约４．９公里，苏联境内土利安玛柯勒山４７３．９米高地（苏联地图为什科里那亚山４７３．０米高地）西偏西南约３．６公里，苏联境内宋长玛科勒山５０７．４米高地（苏联地图为里亚扎恩卡山５０５．２米高地）北偏西北约２．２公里。
　　从第二十五界点起，国界线继续沿上述分水岭先大体向西、后向南、再向西行，经过５９６．５米高地、５９５．５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５９３．４米高地）、４２５．４米高地（苏联地图为乌力特卡山４１８．７米高地）、８７６．４米高地、神仙顶子８３３．９米高地（苏联地图为波尔蒂格罗娃亚山８３０．４米高地），至第二十六界点。该界点在上述分水岭上的３８８．８米高地（苏联地图为亚勃洛科山３８６．８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火龙山（苏联地图为火轮山）３０１．９米高地东偏东南约６．５公里，中国境内东草山（苏联地图为东左山）４６７．０米高地东北约４．８公里，苏联境内２８２．３米高地（苏联地图为科罗特什卡山２８０．０米高地）西偏西南约１．９公里。
　　从第二十六界点起，国界线继续沿上述分水岭先大体向西行约１．６公里，再转沿向西流入图们江（苏联地图为图曼纳亚河）的各河流和向东流入海的各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大体向东南行，经过３７４．２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３７１．７米高地）、大三角山６９４．６米高地（苏联地图为波尔乔尔特瓦山６９７．７米高地），再转向东行，至第二十七界点。该界点在上述分水岭上的１２３．６米高地（苏联地图为波格拉尼奇那亚山１２１．５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２７４．３米高地以东约２．０公里，苏联境内萨哈尔那亚哥洛夫卡８９．９米高地（苏联地图为萨哈尔那亚哥洛夫卡山８７．３米高地）西偏西南约３．３公里，苏联境内１７７．８米高地（苏联地图为列杜特山１７６．５米高地）以南约６．４公里。
　　从第二十七界点起，国界线继续沿上述分水岭大体向南行，经过８９．２米高地（苏联地图为卡缅尼斯塔亚山１０７．１米高地），至巴尔巴什山３０３．３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３０３．５米高地）。然后，国界线继续沿上述分水岭先大体向西行约３．５公里，再转向南行，至第二十八界点。该界点在上述分水岭上，位于中国境内８６．６米高地（苏联地图为一号无名山）东南约２．０公里，苏联境内２７．７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２９．９米高地）西偏西南约１．４公里，苏联境内１９４．０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１９２．９米高地）西偏西北约６．２公里。
　　从第二十八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行１．８公里，至第二十九界点。该界点位于中国境内８６．６米高地（苏联地图为一号无名山）南偏东南约３．６公里，苏联境内２７．７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２９．９米高地）南偏西南约２．８公里，苏联境内１９４．０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１９２．９米高地）以西约６．０公里。
　　从第二十九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东南行３．５公里，至第三十界点。该界点位于中国境内沙草峰７７．１米高地（苏联地图为二号无名山）东北约２．３公里，苏联境内１２５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１２５．５米高地）以西约１．９公里，苏联境内１９４．０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１９２．９米高地）西偏西南约３．７公里。
　　从第三十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行１．８公里，至第三十一界点。该界点位于中国境内沙草峰７７．１米高地（苏联地图为二号无名山）以东约１．２公里，苏联境内１２５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１２５．５米高地）西南约２．８公里，苏联境内６１．６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６０．３米高地）西北约４．７公里。
　　从第三十一界点起，国界线沿哈桑湖和图们江（苏联地图为图曼纳亚河）之间的分水岭先大体向南行，经张鼓峰１５５．１米高地（苏联地图为札欧焦尔那亚山１５７．３米高地），然后转向东南行，至第三十二界点。该界点在图们江（苏联地图为图曼纳亚河）左岸上，位于中国境内５８．５米高地（苏联地图为三号无名山）东偏东南约２．８公里，苏联境内６１．６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６０．３米高地）南偏东南约１．９公里，苏联境内郭鲁泌尼乌脚石山１８２．０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１８０．３米高地）以西约９．０公里。
　　从第三十二界点起，国界线向南以直线行约０．１公里至图们江（苏联地图为图曼纳亚河）左岸，然后沿图们江（苏联地图为图曼纳亚河）河流中心线的垂直线行至第三十三界点。该界点在上述垂直线与图们江（苏联地图为图曼纳亚河）河流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５８．５米高地（苏联地图为三号无名山）东南约２．８公里，苏联境内６１．６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６０．３米高地）以南约２．０公里，苏联境内郭鲁泌尼乌脚石山１８２．０米高地（苏联地图为１８０．３米高地）以西约９．２公里。
　　上述中苏国界线，用红线标在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和苏联地图上。在国界线叙述中所用长度均系从这些地图上量取的。
　　上述用红线标绘中苏国界线的中国地图和苏联地图附在本协定之后，并作为其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三条　缔约双方同意，根据本协定第一条的规定，继续谈判解决中苏国界东段边界线从第七界点至第八界点和从第十界点至第十一界点的走向问题。

　　第四条　为了实地确定本协定第二条所述中苏国界线，缔约双方决定根据对等的原则成立联合勘界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实施勘界工作－－确定界河主航道中心线、河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的确切位置，根据本协定第五条确定国界河流中岛屿的归属，树立界标，起草勘界文件，绘制详细的勘界地图，以及解决与完成上述任务有关的各项具体问题。

　　第五条　缔约双方同意，本协定第二条所述中苏国界线，通航河流沿主航道中心线行，非通航河流沿河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行。主航道和作为国界线的主航道中心线、河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的确切位置和据此划分河流的岛屿归属以及在国界线沿分水岭行地段的分水线，待中苏勘界时具体确定。
　　确定主航道的主要根据是航道水深，并结合航道宽度和曲度半径加以综合考虑。主航道中心线是标示主航道的两条相应的等深线之间的水面中心线。

　　第六条　缔约双方同意，实地勘定的中苏国界线同样应沿垂直方向划分上空及底土。

　　第七条　界河可能发生的任何自然变化不影响实地勘定的中苏国界线位置和岛屿的归属，除非缔约双方达成其他协议。
　　在界河中界线勘定以后，界河中新出现的岛屿，按勘定的界线划分，如果新出现的岛屿骑在勘定的边界线上，由缔约双方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协商，确定其归属。

　　第八条　缔约双方同意，各类船只，包括军用船只，可从乌苏里江（乌苏里河）经哈巴罗夫斯克城下至黑龙江（阿穆尔河）无阻碍地往返航行。航行规则由双方主管部门制定。

　　第九条　苏方在与其有关方面同意中国船只（悬挂中国国旗）可沿本协定第二条所述第三十三界点以下的图们江（图曼纳亚河）通海往返航行。与此航行有关的具体问题将由有关各方协商解决。

　　第十条　本协定须经批准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批准书应尽速在北京互换。
　　本协定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六日订于莫斯科，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地图略。缔约双方已相互交换批准书，本协定自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六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全权代表　　　　　　　　　　　　　　　全权代表
　　　　　钱其琛　　　　　　　　　　　　　　别斯梅尔特内赫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