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网络时代计算机犯罪的处罚与预防


21世纪将是一个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时代，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是21世纪的时代特征，计算机正在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在为国家机关提高工作效率、工作质量；为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无限商机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兴的犯罪名词━━计算机犯罪。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针对这一高科技犯罪，在立法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在计算机网络管理和计算机犯罪方面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的状态。面对计算机犯罪发现难、捕捉难、取证难、定性更难的特点，司法部门如何处理计算机犯罪案件，是一个既紧迫又需长期研究的问题。我国《刑法》中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列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表明了我国在打击计算机犯罪活动的坚决态度。作为一名计算机从业人员，笔者深知计算机犯罪的严重后果，在此对该类犯罪的危害、犯罪对象来源以及该类犯罪在刑法上的疏漏方面谈谈自己的一些肤浅的认识，以达抛砖引玉之目的。
一、计算机犯罪的危害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网络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信息网络涉及到国家的政府、军事、文教等诸多领域。其中存贮、传输和处理的信息有许多是重要的政府宏观调控决策、商业经济信息、银行资金转帐、股票证券、能源资源数据、科研数据等重要信息。有很多是敏感信息，甚至是国家机密。计算机犯罪带来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文件资料失密；二是对计算机系统进行恶意的破坏。中国的网络事业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上网计算机数有六百七十万台，上网用户达到一千六百九十余万。因特网使用人群在中国每年增长比例都超过100%。网民总人数已超过1500万人。网上银行、网上购物等电子商务迅猛发展。政府、企业因特网技术应用出现前所未有的热潮。伴随着网络兴起而来的是计算机犯罪案件也急剧上升，计算机犯罪已经成为普遍的国际性问题。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计算机犯罪是商业犯罪中最大的犯罪类型之一，每笔犯罪的平均金额为45000美元，每年计算机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0亿美元。而计算机犯罪大都具有瞬时性、广域性、专业性、时空分离性等特点。通常计算机罪犯很难留下犯罪证据，这大大刺激了计算机高技术犯罪案件的发生。计算机犯罪案率的迅速增加，使各国的计算机系统特别是网络系统面临着很大的威胁，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根据美国计算机安全协会与联邦调查局的一次联合调查统计，仅该国有53％的企业受到过计算机病毒的侵害，42％的企业的计算机系统在过去的12个月被非法使用过。而五角大楼的一个研究小组称美国一年中遭受的攻击就达25万次之多。 如俄罗斯黑客弗拉基米尔.利文与其伙伴从圣彼得堡的一家小软件公司的联网计算机上，向美国CITYBANK银行发动了一连串攻击，通过电子转帐方式，从CITYBANK银行在纽约的计算机主机里窃取1100万美元。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崛起伴随而来的“计算机病毒”，更是让人闻“毒”色变，每年因计算机病毒发作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不可估量。
二、计算机犯罪种类划分和动机概述
黑客（Hacker）本意是指在计算机程序设计领域中，非常熟悉计算机程序设计技术而热衷于编制新程序的电脑迷，而现在逐渐演变为一个未经许可“侵入”计算机程序系统的人，或是怀有恶意破坏计算机程序系统、编制计算机病毒的代称。而计算机黑客则正是计算机犯罪的主要来源。对黑客进入电脑系统的行为，一般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一是“黑客非法侵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二是网上制作、复制、传播和查阅有害信息，如传播计算机病毒、黄色淫秽图像等；三是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四是非法盗用使用计算机资源，如盗用帐号、窃取国家秘密或企业商业机密等；五是利用互联网进行恐吓、敲诈等其他犯罪。随着计算机犯罪活动的日益新颖化、隐蔽化，未来还会出现许多其他犯罪形式。从目前我国所破获的计算机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普遍都是精通计算机的青年学生。究其犯罪动机，笔者认为有以下二个方面：一是行为人不是出于恶意，而是抱着好玩或显示自身的计算机技术特长，把入侵别人的电脑系统当作是对自己的能力的一种挑战，入侵系统后并不实施破坏行动而退出，可称之为非恶意入侵者。二是行为人故意违反国家规定，入侵电脑系统的目的是窃取商业情报、资料或国家秘密；或为显示自己的能力而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程序，导致系统瘫痪，这类黑客可称之为恶意入侵者。
三、我国《刑法》中有关计算机犯罪的规定
１、《刑法》第２８５条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重要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犯罪对象是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侵入上述三类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而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即明知是该类系统而故意侵入。触犯本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２、《刑法》第２８６条规定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或者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或者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管理制度。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且后果严重的行为。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触犯该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四、我国《刑法》中有关计算机犯罪刑罚的疏漏
在现代生活中，计算机已经成为人们在信息交流和日常工作中一种十分重要的工具，确保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对稳定正常的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已将对计算机犯罪的处罚提高到刑罚处罚的高度，从上述两罪看，其处罚不可谓不重，同时也显视了我国对计算机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和决心，但是由于法律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类犯罪的处罚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１、两罪不能涵盖计算机犯罪的全部行为。如：曾轰动一时的上海热线案中，杨某因侵入“上海热线”８台服务器，破译了大部分工作人员和500多个合法用户的帐号和密码，其中包括２台服务器的超级用户帐号和密码，非法窃用该“热线”2000多个小时，杨某被公安机关抓获，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逮捕。后公安机关又将强制措施由逮捕改为取保候审。而该案则是一个典型的“三不象”案件，理由是：（１）杨某不构成“非法侵入计算信息系统罪”，根据刑法中对该罪的规定，杨某侵入的是网络服务商的信息系统，而不是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其犯罪对象与该罪所指犯罪对象不同一，所以不构成该罪。（２）杨某不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根据该罪的规定，行为人虽然具有删除、修改、并可造成网络瘫痪的能力，但其并未实施该行为，即使实施了该行为，也必须达到刑法所规定的“后果严重”才可以该罪追究其责任。（３）杨某不构成盗窃罪。根据刑法第２８７条规定，从法理上讲，杨某的行为与盗用长途电话、移动号码实质相同，但在司法实践一般认为该类违法行为所侵犯的对象是通讯用户，而不包括通讯服务提供商，即网络服务商（ＩＳＰ），刑法第２６５条中有关盗窃数额计算中，仅涉及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情况，没有涉及计算机网络的情况，如果扩大解释则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只能得出杨某不构成盗窃罪的结论。
２、对“后果严重”一词没有准确的界定标准。如“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后果严重”一词的准确界定标准是什么？，达到什么样的后果才称为严重？又如首例黑客入侵证券网络案中，章某为帮朋友炒股搞内幕资料而非法入侵证券公司的电脑系统，拷贝了客户帐号、资金余额等明细资料，章某被抓获后，经审查司法部门认定章某为“无罪”。就该案而言，与前述一案有一些相同之处，那么章某又构不构成“盗窃商业秘密罪”呢？争论的焦点又在于按照刑法规定，要造成重大损失才构成盗窃商业秘密罪，对“后果严重”的含义如何界定，后果严重是否以造成实际的财产损失为唯一的认定依据。对司法机关的“无罪”认定，笔者赞同，理由是：章某有利用计算机盗窃商业机密罪的行为，但并没有构成盗窃商业机密罪。在刑法上，找不到给章定罪的条文，无论我们出于怎样的保护知识经济的良好目的，但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要看行为结果的，章某一案中，并未造成谁的经济损失。刑法第219条规定，要给商业秘密之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才构成该罪。在我们现在的法律解释中，损失指的就是经济损失，现在没有经济损失，怎么定罪呢？
四、打防结合，标本兼治
1、加强立法，从重、从严打击计算机犯罪行为
在依法打击计算机犯罪的过程中，注重加强立法建设。目前针对网络违法犯罪的处罚条款，我国还散见于《刑法》、《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和《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法律、法规中，不够系统、集中，操作起来也比较困难。为更好地依法打击计算机违法犯罪活动，保护网络安全，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办法，制定一部专门法律，通过增强其针对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为依法治理计算机网络违法犯罪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由于互联网作为全球信息交流的纽带，正日益成为重要的社会公共设施，许多信息库连接在网上，很大部分涉及到国家利益和公民财产安全，因此对于计算机犯罪行为应予以严厉的处罚，从而提高犯罪行为的成本。在目前没有专门的法律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取下列办法解决计算机犯罪定性处罚难的问题：如修改《刑法》第２８５条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被侵入的对象从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扩大到经济建设、公共信息服务领域。或者是增加“非法操作或无权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以填补两罪之间的空白。
3、加快“网络警察”队伍的配备和建设
因特网的普及与渗透，使“网络警察”的出现成为必然。目前，全国约有20个省、市、自治区正在筹建网络警察队伍。这种新的警察部队的目标之一，是进行网上搜寻，以防范和跟踪在数秒钟之内就能犯下的、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的各种不良行为和犯罪活动的幽灵。因此要求“网络警察”必须具有较深厚的计算机知识和专业技能，能紧跟新技术的发展,熟练掌握各种计算机技能。由于互联网上的犯罪行为有时很难在国界上给以准确的划分，所以在反对电脑化犯罪的斗争中，警察的回应和相互配合的速度是最关键的。例如西班牙国家网络警察这支新部队与欧洲其他类似的力量、特别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国家警察也与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等其他调查信息犯罪的警察组织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目前在中国，这种跨国界涉嫌网络犯罪也有抬头之势，如不久前spedia.com美国的互联网广告公司涉嫌欺诈中国用户等，中国的网络警察们应尽快走出国门，与全世界的官方反犯罪网络组织建立密切的联系，协同打击计算机犯罪。
4、加强计算机使用人员的安全意识教育
网络安全的保护，事关广大网民的切身利益，单靠公安部门网络警察的打击和防范，还不足以形成保护网络安全的社会化有效机制，只有通过教育广大网民，提高守法意识，增强上网切莫触法网的自觉性，并使网民掌握各种防范计算机违法犯罪的技术，提高其自我保护网络安全的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计算机犯罪问题。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加的上网族中，有的由于未能注意依法进行网上活动，从而有意无意地侵犯了网络安全。为此，对广大网民特别是初上网者进行必要的避免网络利用不当而误闯法网的守法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例如“黑客”中有些还只是念高中的大孩子，他们出于炫耀心理上网作恶，甚至不明白自己这是在干违法的事，因此在调强计算机的普及的同时，要加强对计算机学习、使用的法制教育，对广大网民进行自我防范计算机犯罪的普及宣传和必要的技术培训。培训中，要注意加大防范计算机违法犯罪技术的比重，并不断根据犯罪新趋势，在网民中有重点地推广一系列网络安全技术，建立网络安全的保障机制
4、提高网络技术和研制新型网络产品，增强系统自我保护能力
由于计算机犯罪是一种高知商犯罪，正如加密与反加密这一矛盾体一样，只有不断的更新技术，研制新型产品，增加网络的自我防护能力，堵塞安全漏洞和提供安全的通信服务，加强关键保密技术如加密路由器技术、安全内核技术、数据加密技术、网络地址转换器技术、身份证认证技术、代理服务技术、防火墙、网络反病毒技术等重点项目的研制和改进，不跟任何计算机犯罪可乘之机，才能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虚拟社会。


兰平 饶 军






　　　　　　　　　　　　　　　　　　剖析不起诉制度

　　　　　　　　　　　　　　　　　北安市人民法院—司公平

　　当代中国社会，律师与社会生活日益密切，律师的作用日益凸显并受到人们的重视。律师在推动政治民主、法制建设、经济建设、保障人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制度。自行辩护和委托辩护是被追诉人行使辩护权的两种方式。由于被追诉人一般在不同程度上缺乏法律知识且往往被采取了强制措施，人身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无法深入了解案件，收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材料．有时会失去自行辩护的基础。这使得律师辩护成为被追诉人行使辩护权最为重要的保障。

　　随着刑事诉讼制度的复杂化和刑事辩护权的发展，律师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进行辩护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律师刑事辩护曾一度中断。随着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的通过，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开始恢复。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 和《律师法》的出台，使得律师参与刑事辩护 的辩护制度得以真正的建立。但是，由于两法立法上的缺陷及在实践中缺少可操作性的措施，使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处境尴尬，现状堪忧。

　　刑事辩护是律师职业的起点。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对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国家法律的正确适用，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境遇尴尬，律师的执业权利得不到保障，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研究，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完善律师刑事辩护制度。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保障刑事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提高律师的地位，最终可实现程序正义，从而可以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

　　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维系法治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刑辩律师更是在司法个案上彰显社会正义的重要角色。全社会尤其是公检法等部门要善待和保障刑辩律师的职业权利。刑辩律师也应强化执业自律意识和诚信服务意识。毕竟刑辩律师的荣辱关乎到我国法治文明的兴衰。

　　“在我国，多年来刑事辩护制度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律师进行刑事辩护风险大、困难多、效果差。风险大表现在刑事辩护中，自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近几年来，全国不断有律师在刑事辩护中被错捕错押。困难多表现在会见难。其中特别是在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的辩护律师，侦查机关往往在会见时间，会见次数以及了解案情方面给辩护律师设置种种障碍，使辩护律师不能够很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效果差则表现在无论是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意见总是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关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存在缺陷以及这些存有缺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因公安司法机关的限制干预而难以落到实处。同时，也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不明确有关。因此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及作用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可以更好地促进律师刑辩业务的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共中央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要素为一体的系统工程，既要通过发展不断增强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又要通过推进法制建设来不断提供社会和谐的制度保障。律师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重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但是由于刑事辩护律师的劣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当前的诉讼构造导致的。这种诉讼构造的一个特点，是公诉方和辩护方的地位严重不对等，而这种不对等又是由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导致的。同时又因为我国现行法律对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以及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

　　在现在的中国，律师地位还不是很令人满意的。尽管其地位较以前有所提高，但并不乐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江平老先生就我国律师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精辟的阐发。他谈及我国律师地位与国外的比较。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律师出生的占一半以上，八十年代中期的参议员中担任过律师的也达到60%以上。而我国呢？在去年的近3000名人大代表中，在职律师只有六名，约占0.2%。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实施情况的报告》也指出，“律师执业困难较多”，律师执业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

　　虽然律师在各个国家的地位不尽相同，但其在任何国家中都有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他们是执法者。这一属性也就决定了它与其它职业具有不同的使命。作为国家法律的真正执行，固然离不开国家的一系列措施，但与律师的素质也是不可分隔的。一个真正崇尚法治的国家，就必然会重视律师的地位。也可以这么说，国家的法治的实行程度，可以律师地位作为标尺。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以及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同时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时依旧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立法机关有必要对辩护律师所负的一般责任的性质、地位以及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直接责任的关系等内容予以明确规定，以促进我国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从而使辩护律师更好履行辩护职责，更好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辩护律师诉讼作用的充分发挥，对于推动和促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中坚作用。因此，我们只有着力提升律师地位、凸现律师作用、彰显律师价值，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充分发挥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我们应坚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向纵深开展，律师将会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更为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