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467号

　　现公布《地方志工作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地方志工作条例

　　第一条　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全面、客观、系统地编纂地方志，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地方志，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方志的组织编纂、管理、开发利用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
　　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
　　地方志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纂的地方志，设区的市（自治州）编纂的地方志，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编纂的地方志。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国家地方志工作指导机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全国地方志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
　　（二）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
　　（三）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
　　（四）搜集、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组织整理旧志，推动方志理论研究；
　　（五）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第六条　编纂地方志应当做到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本行政区域地方志编纂的总体工作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并报国家地方志工作指导机构备案。
　　第八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分别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按照规划组织编纂，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编纂。
　　第九条　编纂地方志应当吸收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地方志编纂人员实行专兼职相结合，专职编纂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
　　第十条　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每一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完成后，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搜集资料以及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启动新一轮地方志书的续修工作。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可以向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征集有关地方志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支持。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可以对有关资料进行查阅、摘抄、复制，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不符合档案开放条件的除外。
　　地方志资料所有人或者持有人提供有关资料，可以获得适当报酬。地方志资料所有人或者持有人不得故意提供虚假资料。
　　第十二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列入规划的地方志书经审查验收，方可以公开出版。
　　对地方志书进行审查验收，应当组织有关保密、档案、历史、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参加，重点审查地方志书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和保密、档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全面、客观地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对地方志书进行审查验收的主体、程序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三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综合年鉴，经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确定的部门批准，方可以公开出版。
　　第十四条　地方志应当在出版后3个月内报送上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备案。
　　在地方志编纂过程中收集到的文字资料、图表、照片、音像资料、实物等以及形成的地方志文稿，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指定专职人员集中统一管理，妥善保存，不得损毁；修志工作完成后，应当依法移交本级国家档案馆或者方志馆保存、管理，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者出租、出让、转借。
　　第十五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为职务作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其著作权由组织编纂的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享有，参与编纂的人员享有署名权。
　　第十六条　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应当积极开拓社会用志途径，可以通过建设资料库、网站等方式，加强地方志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利用上述资料库、网站查阅、摘抄地方志。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在地方志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编纂出版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提请本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依法查处。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审查验收、批准将地方志文稿交付出版，或者地方志存在违反宪法、法律、法规规定内容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本级人民政府责令采取相应措施予以纠正，并视情节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一条　编纂地方志涉及军事内容的，还应当遵守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志编纂的有关规定。
　　国务院部门志书的编纂，参照本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城市管理“乱相”的宪政维度

刘建昆


　　城市管理当今中国最具争议的一个法律部门。城市管理中公权力运用与公民权利保障发生冲突的问题，经常为世人诟病。然而从另外的层面上来看，城市管理（包括城管执法）中所展现出来的纷纭“乱相”，其实是与宪政层面上的其他两个方面密不可分：

一、公有财产及其分级管理的维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争议语境中城市管理，其最本质的特征即城市人民政府对于公共设施、公物的管理和保护。这两个条款，是宪法中关于城市管理和城管执法方面的公物管理权及公物警察权的基本条款。

　　在发达国家，无不实行公物的分级管理体制。以最为典型的公物——道路为例，法国道路分为“国有道路、省有道路、市镇道路”，“1930年的一个法律把大约40，000公里的省道和市镇道路的所有权移转于国家。1972年的一个法律规定大约55，000公里的国有道路可以移作为省道”。我国公路法也采用了公路分级管理体制。这些立法例表明，作为公有财产的公物，应当实行分级管理制度，也就是说，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公物划分给中央和各地分别行使其管理权，是公物法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反观我国《物权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作为基本原则，这一规定实际上也给公物的分级管理留下了拓展的空间，在域外，凡举重要公物的管理及其警察权保护，多以法律定之，如法国的《海岸法》，日本的《下水道法》，台湾地区《共同管道法》，诸如此类。但是遗憾的是，除了《公路法》，我国大量的公物例如城市公园，广场，市区道路、市政设施等，根据现有法律（包括国务院和建设部的法规），难以确定区分其级别，这些公物的管理体制依据多是基于地方自定的规则、惯例而不是法律。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各级政府在公物管理权的行使上，十分混乱。同样，作为与公物管理制度密切相关的公物警察权制度，也因此异彩纷呈。各级各地纷纷制定相应的城市“相对最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各种规定，然而受地方立法权限的限制，这些规定从保护范围到保护手段，距离科学化相去甚远。

　　实施公物分级管理体制，必须要在宪政层面上确认公有财产产权的分级所权，以此建立公物的分级管理制度，并且规定公物分级管理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即地方各级在哪一个层面上，在哪一个范围内可以自行制定公物管理权和公务物警察权的规则，在具体实施中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二、单一体制下地方自治的维度。

　　实行地方自治，可以开发人民智识，促进地方文明开化，提高民众自主能力。然而在我国现行“单一制”体制下，地方自治缺乏法定权力的空间，由此在公物法带来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尽管地方各级实际掌握、管理和保护着大量的公物，但是这种掌握、管理和保护很难得到法律层面的确认，公物分级管理的制度十分混乱。可以说，我国城管制度的乱相，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地方与中央的权责不清有很大的联系。

　　在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中，公的设施是管理一项重要自治权力。根据日本的自治法，公的设施是指普通地方公共团体为增进居民福利而建造的供居民利用的设施。“关于公的设施的管理，除法律和政令有特别规定的，必须由地方公共团体议会条例对其作出规定。原因在于:居民利用、使用公的设施时，有关使用申请程序、使用条件等事项必须事前让居民知晓，给予居民使用上的便利。同时，还有必要排除违反便利居民目的的运营管理方式。地方公共团体制定有关公的设施管理条例时，应规定的事项包括:利用公的设施的许可、利用费的金领和收取方法及利用费的减免、利用的限制、公的设施管理的委托、罚则等。”在台湾地区，城市管理中如摊贩管理、市区道路挖掘的公物警察等，也均属自治事项，各地方可以制定各种自治条例。

　　可以说，即便是中央在产权层面上对城市公共设施等公物的管理和保护有了立法，中央也不可能对地方的管理事物大包大揽，其具体的执行和管理、保护，有必须下放到地方各级政府。从实务的上看，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公用设施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确是是一种地方事权。然而，与财政税收上“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中国式自治悖论一样，目前城市公物管理和保护的放，同样出现的“乱”的迹象。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究竟什么样的地方自治制度才是适合中国的？

　　笔者曾经偶尔看到台湾地区某地方议员讨论当地摊贩问题和违章建筑问题的速记录，一个深切的感觉是，没有真正意义上地方民主的滋养，是形成不了真正的地方自治的；尤其在城管执法方面，当完善的中央立法与独立的地方治权这两种重要支撑均不存在的情况下，恐怕还要乱上一段时间。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
刘建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