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6、7条

陈少江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是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1988年12月29日通过，自1989年4月1日起施行至今，对我国标准化事业的发展起到指导、规范作用，促进了标准化事业的不断前进。但是，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经济的不断发展，制定于八十年代的法律已经开始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经济的需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则应该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以便满足经济基础的需要；如果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不能满足经济基础的需要，则不但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一、 立法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一条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技术进步，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使标准化工作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需要，制定本法。
该条表明了立法目的，以上划横线处很明显，在调整的经济体制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今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当时的商品经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水平等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六条、第七条之我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六条 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国家标准。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可以制定行业标准。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在公布国家标准之后，该项行业标准即行废止。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可以制定地方标准。地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在公布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之后，该项地方标准即行废止。
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企业的产品标准须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已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在企业内部适用。
法律对标准的制定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个人认为该条部分内容规定了制定地方标准的前提条件，即只有在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前提下，同时又需要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的条件下，才可以制定地方标准。所以，要制定地方标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拟制定的某项地方标准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第二、具有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要求的必要性；
第三、统一的对象只限于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
第七条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的地方标准，在本行政区域内是强制性标准。
个人认为本条第二款是对地方标准的定性，将地方制定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的地方标准定为强制性标准（在本行政区内）。
那么，结合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首先，地方标准都是关于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其次，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的地方标准是强制性标准；最后，地方标准是强制性标准。
然而，至今为止，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各类学术著作以及在实践操作中都已把地方标准分成了强制性和推荐性标准。很明显，八十年代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因为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冲突；不但从原来的单一模式转化为双层模式，而且在标准的制定对象上，也从原来的只限定于工业产品向其他各行各业发展；
上述这种情况在我国并不罕见，比如在现行的《企业破产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制定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了与现实不符的情况；导致在现实操作中出现了与法不符，执法难，操作性不强成本高等问题。
标准化立法的严重滞后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不容我们忽视：
第一、影响法律的权威性；
法律是调整各种社会规范中最高层次的规范，其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事，不可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依法治国”要求我们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作为一个正在建设法治的国家，更不应该出现“有法不依”的情形。一个国家法律权威性的高低大小将直接影响该国社会的稳定、政治、经济、民主、文化及法治程度等等，这点，西方各发达国家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二、严格意义上都属于违法行为。
法律出现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件好事，说明了社会在不断进步和发展。作为立法者，也应随着社会的变化及时修改法律，使法律能够适合现实的需要，保证社会的稳定、保障和促进经济的顺利发展。作为执法者（各部门），也应通过合法的程序和方式去促进立法的完善，通过完善立法才是解决现实所需的治本之道，而不应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而去违反法律的规定。
我国法律规范分为这么几个层次：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自治区）等等。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
宪法是我国根本大法（母法），主要规定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等等，任何法律、法规、规章都以宪法为根据，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法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宪法制定，其他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都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总之，下位法不能违反上位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其效力仅次于宪法，其他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及地方政府颁布的规章都不能与法律相抵触。
第三、相关权利义务无法得到保障。
既然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立法不及时跟上的话，那新生出来的权利义务则缺乏法律依据，当某项权利义务无法履行时，则无法律依据，相关权利义务也无法得到保障。
第四、容易出现立法混乱。
由于各地方都有立法权，各地方标准千差万别，加之也存在小部分地方利益和部分利益，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无形的地方技术贸易壁垒，影响商品的市场流通。
三、 建议完善篇。
总之，尽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已成必要。在修改时应着重考虑以下几方面：
1、 确认并细化有关权利，加强程序立法；程序是对实体权利的保证；
2、严格限定制定标准的条件，以保证权利滥用；
3、 有条件的情况下，制定或授权制定具体鼓励措施；
4、 限定一切与新标准化法不符的下位法在一定期限内废止或者修改。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望能来信指正或交流！
邮箱：che48@163.com

　　关于民法方法论的传统著述通常不涉及实证研究方法。这与民法学研究的“规范性”特征相关。所谓规范性，是指民法学研究主要服务于建构一套明确、具体并且不存在内在冲突的规范体系。传统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扩大解释、限缩解释等，都是在相关民法规范的具体内涵不明确、不具体的时候，为了确定规范的具体内容而进行的理论操作。当相关规范不存在的时候，民法方法论则运用漏洞填补的方法来进行实质上的民法规范创制，诸如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类推解释就属于此类方法。在传统的民法方法论中也包含了诸如比较法、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方法的运用，但是这些方法都服务于寻找“妥适的规范”这一目的，它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寻找规范的路径不同而已。

实证研究与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存在重要区别。首先，实证研究关注的并非规范体系的建构问题，而是规范适用和运行的实然状态。如果说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寻求的是“应然”的规范是什么，那么实证研究关注的则是社会生活中“实然”的规范是什么。举例来说，关于限制高利贷的问题，传统民法学方法论关注应该确立什么样的规范，究竟超过法定利率的多少才应认定为高利贷。而实证研究则关注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的借贷行为中当事人约定利率的具体状态如何，利率的高低呈现怎样的曲线分布，特别高的利率占多大的比例等等。

其次，实证研究是描述性的而非规范性的，通常不涉及评价问题。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则包含了浓厚的评价因素。虽然说民法的根本精神是私人自治，原则上尊重私人对其生活作出的规划和安排，并且给予国家法层面的保障，但民法并非一概放任私人自治，在很多情况下也会通过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和效力判断规范对民事生活中的人的行为模式加以调整和引导。这种调整和引导的过程必然包含了对于某种理想的民事生活秩序的追求。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的民法方法论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必然包含价值判断的因素。相比之下，实证研究所追求的恰恰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举例来说，现代民法追求男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平等，并通过各种民法规范的设置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对婚姻家庭案例的实证研究也许会揭示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些旨在保护妇女的法律规范在实际的运用中恰恰导致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弱化。实证研究不对这样的状况进行评价，只是揭示这样的事实的存在。

再次，实证研究在很多情况下对法律规范采取一种“外部视角”，而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往往对法律规范采取“内部视角”。所谓外部视角，是指把法律规范看作一种社会事实，它与其他条件一起塑造着人的行为模式，法律规范得到遵守或者被违反本身更多地被看作一种有待解释的社会现象。而所谓内部视角，是以法律规范具有效力、应该得到遵守为前提，分析规则是什么、何种规则更为合理等问题。一般来说，当事人对待规则的态度（遵守／违反／规避）并非传统民法方法论关注的重点。

只有注意到这些差别，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很长时间里实证研究方法并没有引起民法学界的足够重视。法学研究的重点是面向规范的分析和研究，教义学的分析方法必然是一种主导性的研究方法。而实证研究则更多的属于社会学研究、经济学研究乃至政治科学研究的领域。虽然民法学界从未否认其研究成果对于立法（其功能是界定法律规范的大致框架）的价值，但民法学者一直以来坚持一种纯粹法学性质的“规范研究”，忽视了对于其他学科知识的汲取以及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刑法和诉讼法、行政法等公法领域的研究而言，中国民法学界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忽视显得非常突出。这主要是因为相较于公法而言，民法被认为更加具有“普世性”因素，因此民法学研究的“中国语境”因素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再加上中国民法的继受法性格，导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借助于比较法的资料，借鉴（其实就是移植）欧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理论和制度，成为中国民法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这种大规模的理论和制度继受也与中国民法近二十年来主要围绕重要的民事立法活动展开其研究规划存在联系。考虑到民法体系的庞大，中国民法学界其实还没有来得及从“立法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模式中抽身出来，认真评估这些年来民事立法工作的实际效果。

应该承认，学术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法理论和制度引进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基础和平台，虽然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是三十多年来的积累和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今天讨论实证研究方法，需要的是民法方法论的进一步发展，而非革命。基于对法学研究的基本性质的认识，笔者甚至认为，实证研究方法只能成为传统民法方法论的补充。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反对实证研究在民法研究中的运用。相反，正是因为现实条件的变化，要求民法学研究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发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视。首先，民法理论研究必须正视“中国语境”。任何法律规范都必须要适应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才可能发挥实效，否则难免水土不服。而“中国语境”究竟表现为什么，必须借助于对民法规范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的实证研究，才有可能被揭示出来。其次，伴随着大规模民事立法活动的渐趋结束，民法理论工作的中心毫无疑问要转移到民法规范的适用和运行方面来，而这一方面的工作如果没有实证研究方法（尤其表现为实证案例研究）的支持，那么就无从评价民法规范适用的具体社会效果，也难以引导规范解释和建构的具体方向。再次，实证研究与传统民法方法论可以而且应该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关系。对于“应然”的设定离不开对“实然”状态的了解。中国民法学研究必须直面真实的中国问题，这只能通过实证研究才能找到。

在中国民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或者吸收实证研究成果，要求民法学界具有一种更加开阔的理论视野，注意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关注实务案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对民法研究的外部视角保持相当程度的敏感，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做到自觉地视角转换。

实证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要求民法学者能够对霍姆斯法官的那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有一种切实的领会以及实际的运用。


（作者：薛军 北京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出处:法学研究 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