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安哥拉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２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２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发展和促进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决定缔结本协定。条文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同意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两国在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体育、出版和新闻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第二条　缔约双方同意在文化艺术方面按下列方式进行交流和合作：
　　一、互派作家、艺术家访问；
　　二、互派艺术团体访问演出；
　　三、相互举办文化艺术展览。

　　第三条　缔约双方同意在教育方面按下列方式进行交流和合作：
　　一、互派教师、学者和专家进行访问考察和教学；
　　二、根据各自需要与可能，相互提供奖学金名额；
　　三、促进并支持两国高等院校之间建立直接的校际联系和合作；
　　四、鼓励两国教育机构交换教科书及教育方面的图书、资料；
　　五、鼓励对方国家的学者或专家参加在本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为此提供便利。

　　第四条　根据各自国家的现行法律，缔约双方同意相互翻译、出版对方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交换文化艺术方面的书刊和资料。

　　第五条　缔约双方同意保持两国体育机构间的联系和合作，根据需要和可能，双方互派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队进行友好访问和比赛，开展体育技术交流。

　　第六条　缔约双方同意在传统医药、卫生方面进行经验交流。

　　第七条　缔约双方同意在新闻、广播、电视和电影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

　　第八条　缔约双方同意在社会科学方面进行交流，包括双方互派社会科学工作者访问、讲学和交换资料等。

　　第九条　缔约双方同意发展两国图书馆间的交流合作关系。

　　第十条　为实施本协定，缔约双方同意制订两年一度的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及有关费用问题的规定。

　　第十一条　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履行各自国家的法律程序并相互通知之日起生效。

　　第十二条　本协定有效期为五年。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期满前六个月未以书面通知另一方要求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二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葡萄牙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政府代表　　　　　　　　　　　　政府代表
　　　　　　　钱其琛　　　　　　　　　　　阿丰索·范迪嫩
　　　　　　（签字）　　　　　　　　　　　　（签字）
　　案情:2010年9月份,犯罪嫌疑人黄某、胡某、罗某达成诈骗共谋,欲用一个内装纸板并在纸板上裹有一张百元钞票的方形包裹进行行骗。在找准行骗目标鲁某后,由胡某上前假装向鲁某问路并借机闲聊,闲聊过程中黄某骑摩托车经过,并迅速将该包裹丢在二人面前,胡某上前捡起该包裹称:“我捡到了两万元钱”,并故意将包裹内看得到钱的部分拿给被害人鲁某看。鲁某信以为真,胡某便约鲁某到路边树林里去分钱,这时同案犯罗某便来到树林中,问二人是否捡到了他丢失的两万元钱,胡某、鲁某否认捡到两万元,罗某坚持要求胡某、鲁某将随身携带的钱掏出来给自己查看并拍照。后罗某将鲁某的4200元钱装在一个黑色塑料袋内用手机拍照,在拍照时趁鲁某不注意之际把装有4200元钱的塑料袋调包后还给鲁某,得逞后胡某、罗某迅速离去。

　　分歧意见:对黄某、胡某、罗某实施的丢包加调包的行为构成何种犯罪存在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三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三犯罪嫌疑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三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三犯罪嫌疑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被害人未察觉的情况下,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盗窃罪,虽然三被告人相互协作,设置骗局,但被害人的财物始终未脱离其本人的控制,而被告人调包的行径,是在受到同案其他被告人的干扰之下,致使被害人注意力有所分散,而调包的过程极其短暂,不易察觉,但被告人得到被害人钱财系秘密窃取行为的实质显而易见,并非被害人“陷于错误认识,而自愿将钱交与被告人”,因此,本案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应以盗窃罪对三被告人定罪量刑。

　　分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在现实生活中,诈骗罪和盗窃罪是两种多发犯罪,有时候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着一些近似的特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区别这两种不同犯罪:

　　第一、要明确其基本概念。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通常认为,该罪的基本逻辑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也就是说,诈骗罪要求被害人基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对事实真相产生错误认识,进而出于真实的内心意思而自愿处分财产。在这里形成了一系列的因果关系:由于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得被害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这个错误的认识又导致被害人做出了有利于行为人的处分财产的行为。在这个因果链条上,欺诈行为是起因,是行为人所有活动的集中。错误认识不仅是连接欺诈行为与处分行为的中介,也是行为人的骗财行为能否得逞的关键。如果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不足以使被害人对事实真相产生误解,被害人自然不会做出对自己有害却对行为人有益的处分财产的行为。处分行为是结果,它实现了财产在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的转移,使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最终得逞。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窃取是指以非暴力胁迫手段,违反财物占有人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人占有。首先,窃取的手段是和平的,窃取行为只针对财物而不危及被害人的人身,以此与抢夺、抢劫等取财行为相区别。其次,行为人取得财物违背被害人的意志,即被害人是不愿让行为人取得财物的,至于窃取行为是否秘密则在所不问,这一点应与传统观念上的一味强调盗窃必是秘密窃取理念相分离。再次,窃取行为是排除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支配和建立新的占有支配关系的过程,倘若只是破坏了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支配关系而未能建立新的占有支配关系,就不是窃取行为。

　　第二、财产损失是否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所导致。

　　通过上述对者两种犯罪概念、含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诈骗罪和盗窃罪都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侵犯财产型犯罪,但盗窃罪属于违反被害人意志取得财产的犯罪,而诈骗罪属于基于被害人有瑕疵的意志而取得财产的犯罪,成立诈骗罪要求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由于诈骗罪与盗窃罪属于两种不同的犯罪类型,所以需要严格区别,而区分两罪的关键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被害人处分财产的是诈骗罪,没有处分财产的是盗窃罪。诈骗罪与盗窃罪属于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不存在同一行为同时成立诈骗罪与盗窃罪,二者处于观念竞合关系的情况。因此,正确理解和认定“处分行为”,就是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

　　本案中鲁某虽然已经受骗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将这4200元现金转移给罗某支配或控制的处分行为与处分意思。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鲁某将这些现金交给罗某进行查看和拍照,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鲁某当时仍然支配和控制着这4200元现金,即罗某当时并没有事实上支配和控制这些现金,至于后来罗某取得这些现金的支配与控制完全是其秘密调包行为所致。故三人应构成盗窃罪而非诈骗罪。

　　点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类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各种犯罪也呈现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盗窃罪和诈骗罪均属于侵犯财产型的犯罪,这两种罪在主观、主体及侵犯的客体方面均一致。通过对本案的分析,认为诈骗罪与盗窃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财产提交是否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结果。在司法实践中,要严格贯彻执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就必须正确区别此罪与彼罪,这样才能保证刑罚与罪质相适应、刑罚与犯罪情节相适应、刑罚与罪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既保证了刑事审判的严肃性,体现法律权威的准确与公正,也保障了被告人的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通过对本案的评析,使我们得出了区别诈骗罪和盗窃罪的一些标准和方法,虽然观点不尽成熟,但对于刑事案件中那些相互交织、较易混淆的罪名的区别,提供了思路,开拓了视野,可资借鉴。

　　作者单位:云南省宁蒗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