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务工管理规定（修正）
北京市人民政府


根据1997年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修改


第一条 为加强外地来京人员务工的管理，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维护首都社会秩序，根据《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使用外地来京人员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用工单位）和来京务工的外地人员，均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市劳动局是本市外地人员来京务工的主管机关，负责对全市外地来京人员务工进行统筹规划、管理和监督检查。
区、县劳动局负责对本辖区外地人员来京务工进行管理和监督检查。
第四条 本市对外地人员来京务工实行总量控制。本市使用外地人员务工的行业、工种，以及对务工人员的文化程度、职业技术能力等要求，由市劳动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市劳动力需求状况确定，并予以公布。
第五条 用工单位需要招用外地人员的，必须按下列规定向劳动行政机关申报：
（一）在京的中央所属单位向市劳动局申报。
（二）市属单位由其归口市主管部门（含市属公司）汇总后向市劳动局申报。
（三）区、县属单位和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向所在地的区、县劳动局申报。
（四）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同胞投资企业，按其隶属关系分别向区、县劳动局申报，或者由市主管部门汇总后向市劳动局申报。
（五）个体工商户向经营所在地的街道或者乡、镇的劳动行政机关申报。
第六条 劳动行政机关对用工单位的申请进行审查，符合下列条件的，批准其招用外地人员：
（一）本市城乡劳动力不能满足其用工需要；
（二）符合本市允许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和工种；
（三）具备向被招用的外地人员提供食宿等基本生活条件；
（四）前次批准招用的外地人员合同期满并已离京。
第七条 单位或者个人招用外地人员，必须经过劳动行政机关指定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办理招用手续，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劳动行政机关批准招用外地人员的文件；
（二）招工简章；
（三）证明招工单位资质的法律文件；
（四）招工人员的委托代理书。
第八条 用工需求量大的系统和单位，应当通过在外地建立劳务基地，按计划、有组织地招用外地人员，实行招收、培训、进京、离京的全过程管理。
用工单位到外地招用来京务工人员，必须经市劳动局批准，并与当地县以上劳务输出机构签订劳务合同。
第九条 用工单位招收外地人员后，必须持下列文件、证件和证明材料，向劳动行政机关申领《外来人员就业证》（以下简称《就业证》）：
（一）招用外地人员的批准文件；
（二）被招用人员的身份证；
（三）暂住地公安机关核发的《暂住证》；
（四）被招用人员原籍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签发的《外出就业登记卡》；
（五）育龄妇女暂住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核发的《婚育证》；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
第十条 对具备下列条件的外地人员，由市、区、县劳动局核发《就业证》：
（一）年满16周岁（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的行业、工种除外)；
（二）身体健康；
（三）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四）具备与本岗位相适应的职业技能和安全生产知识；
（五）各项证件、证明材料齐全。
第十一条 《就业证》是外地人员在本市务工的合法凭证。未取得《就业证》的外地人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招用。
《就业证》由市劳动局统一印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转让。
第十二条 《就业证》实行每人一证，外地务工人员应当随身携带《就业证》，并接受劳动行政机关的检查。
《就业证》每年由发证机关进行年度注册。《就业证》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用工单位应当及时向发证机关办理变更登记。逾期未进行年度注册或者登记事项与持证人实际情况不符的《就业证》无效。
第十三条 用工单位与被招用的外地人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家、本市有关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法规、规章签订劳动合同。
第十四条 劳动合同期满，双方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负责所招用的外地人员离京，凭劳务输入地县以上劳务输出机构或者本市职业介绍机构开具的接收证明，方可再招用外地人员。
第十五条 用工单位必须对外地来京务工人员进行上岗前的职业技能、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培训，从事技术性岗位和特种作业的人员，必须依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持证上岗。
第十六条 用工单位应当与所在地公安机关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按照保证书的规定，向本单位招用的外地人员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加强住宿在单位内部或者工地、工棚的外地人员的管理，做好治安事故防范，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制止并报告公安机关。
第十七条 用工单位必须与所在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签订外地人员计划生育责任书，按照责任书的规定，负责所招用的外地人员的计划生育宣传、管理和避孕节育服务工作。
第十八条 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必须遵守国家和本市的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服从管理，自觉维护首都社会秩序。
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由市、区、县劳动局给予以下处罚：
（一）对招用无《就业证》或者无效《就业证》的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的单位或者个人，责令改正，并按每使用一人处以200 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对未按劳动行政机关批准的工种或者未按《就业证》登记的工种使用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的，每使用一人处以200 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对涂改、转借、冒用《就业证》的双方责任人，分别处以50元以下的罚款或者警告；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就业证》的，处以200 元以上500 元以下罚款；有非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并没收非法《就业证》。
第二十条 本规定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劳动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1995年7 月15日起施行。1989年12月6 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北京市外地人员务工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1995年6月13日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世远

宁波海事法院近年围绕涉船企业融资纠纷案件审判工作所作调研，提出新的工作思路，出台系列举措，引人注目。审判工作要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必然要以对法律问题的正确把握为前提。与船企相关的法律关系颇为复杂，难以简单一刀切，需要具体分析。

围绕造船，大致想到两种模式：其一，造船企业自己造船，完成后将船出售；其二，造船企业接受定作人的订单，按定作人的要求造船。

第一种模式相对简单，船舶从无到有，由造船企业原始取得；造船企业将船舶出卖给买受人，船舶所有权由买受人继受取得。

第二种模式略显复杂，下面具体分析。宁波海事法院将船舶建造合同定性为承揽合同，区别于以转移所有权为主要特征的船舶买卖合同，以期统一裁判尺度。仅就承揽合同而言，仍须直面船舶从无到有所带来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而此问题的答案，将成为探讨在建船舶抵押以及引入融资租赁等问题的前提。

承揽合同标的物所有权的归属，合同法未作规定。日本判例和通说的立场依当事人是否有特别约定以及材料供给者的情况而分别判断。少数说则不区分材料提供的样态，而一律认定由定作人原始取得。就我国学说而言，学者承认可以存在承揽人先取得所有权再移转给定作人的情形。制作物的所有权究竟归属于何人？或者说应归何人原始取得呢？

首先，考虑承揽人供给材料的情形。造船合同的定作人通常并不提供工作基底，而是仅由承揽人（造船企业）以自己的材料制造船舶。此种合同又称为制造物供给合同，兼有买卖的性质。此时，制作物所有权当然先归承揽人原始取得，然后再依买卖的规则，移转其所有权于定作人，即在制作物交付给定作人时，其所有权转移。造船合同定作人提供工作基底（即该工作所附之基础）场合，比如定作人自俄罗斯购买了船舶的主体结构，而由承揽人施以工作，则该工作物所有权的问题，似应依加工的规则解决。但加工系指制成新物而言，而此处则为重大修理，故不应适用加工的规则，而应依附合的规则确定，即应认为动产（材料）与动产（基底）的附合，而基底的动产可视为主物，于是由主物的所有人取得合成物的所有权。此时属原始取得，不必由承揽人为所有权的移转。

其次，考虑定作人供给材料的情形。在造船合同场合，定作人供给的材料所有权通常并未移转于承揽人，仅移转材料的占有于承揽人。此种情形，制作物的所有权当然由定作人取得（原始取得），无须承揽人为所有权之移转。而且，此时定作人取得所有权，并非适用物权法加工之结果，而是基于承揽合同的性质发生的当然结果。特殊情形以不规则承揽为典型，材料虽由定作人供给，但明确约定承揽人可以自己相同种类的材料代替。又可进一步区分两种类型观察：其一，只约定可以代替，并不将材料所有权移转于承揽人，则制作物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定作人。其二，约定可以代替，并将材料的所有权移转于承揽人的，则制作物的所有权先归承揽人取得（原始取得），再由承揽人移转于定作人（继受取得）。由定作人供给材料，但将材料作价归属于承揽人的，也与此相同。

最后，考虑定作人及承揽人供给材料的情形。可分三种情形观察：其一，如果材料的主要部分是由定作人供给的，则制作物的所有权应归定作人取得，原则上与上述材料全由定作人供给的情形相同。其二，材料的主要部分是由承揽人供给的，则制作物的所有权应先归承揽人取得，而后移转于定作人，原则上与前述材料全由承揽人供给的情形相同。其三，材料由定作人及承揽人供给而不能区别主要部分时，此种情形，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其制成物所有权的原始取得，有人主张依附合的规定，另有人主张依加工的规定。应以后说为可采，因在承揽，并非单纯的物与物的附合，尚含有加工的问题在内。

造船当然需要有钱，造船企业所需要的钱从哪里来？一种方式是企业自筹，比如向银行贷款，通过设立抵押提供担保等等。在建船舶抵押，尽管在海商法、物权法等法律中均有规定，实践中被束之高阁，也反映出该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另外一种方式，是造船企业从定作人处获得资金，也就是定作人支付的报酬。当然，后者的前提是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否则，合同法的一般规则是“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报酬（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

至于说民间集资造船，由于涉及多个投资人，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一种人的集合（有别于财产的集合）。这种人的集合，如果属于“挂靠”于造船企业的情形，则可以将这种集合定位为造船“合伙”，按船舶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或者船舶建造合同中的承揽人对待。如果不涉及“挂靠”的问题，则可以按船舶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或者船舶建造合同中的定作人对待。当然，这里还需要注意区分投资人的身份，涉及合同解释的问题，也就是需要根据当事人具体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判断投资人的法律地位。关键点是看投资人是否承担投资的风险，如果承担风险，则属于投资参股；如果不承担风险，则属于民间借贷。具体判断时，可以参考投资回报率。高回报通常要与高风险相一致，据此，当事人约定不明时，可以推定为是投资参股，一方当事人作不同的主张，则应当对此进行特别的证明。如果是民间借贷，过高的投资回报率也会涉及是否约定利率超标的问题，超标的部分在法律上无效。

针对造船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资金链断裂问题，法院积极引入融资租赁方式为当事人排忧解难，可谓一亮点。当然，这里也应当理清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果造船合同依靠的是定作人预先支付报酬，而定作人的资金链断裂，造船企业也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融通资金时，所谓融资租赁公司自造船企业受让船舶，其实是融资租赁公司取代定作人而向造船企业提供造船资金，原造船合同发生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在融资租赁公司与原定作人之间则成立新的租赁合同。当然，这种引入融资租赁的模式难以适用于前文提到的在建船舶所有权自始归属于定作人的情形，因为这种情形下，造船企业无权转让属于定作人的在建船舶。

造船企业、投资人、银行等在造船活动由热变冷的过程中的相互博弈，反映了在市场规律面前各种市场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的理性或不理性的选择。在这场“游戏”中，法律为市场活动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和活动底线，而司法者作为法律的代言人，只有在理清当事人之间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妥当地化解纠纷。